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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科 | Books
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演变
  • I S B N :9787214058751
  • 作    者:[美]高彦颐
  • 译    者:
  • 出版日期:2009-8-1
  • 定    价:34.00元/本
  • 销售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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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作者跨越了国族主义、女性主义和东方主义的框架,明确地将缠足摆置在时尚史的范畴之中。透过巧妙的叙事策略——先从缠足在现代的消逝过程说起——她将前现代全盛时期的缠足史,设定为一部有关遮蔽的故事,埋藏其中的,是隐密化的源头、隐密化的身体,以及隐密化的意义。层层遮蔽的缠足,有如一道道幻影,当它被呈现为欲望客体的同时,其实也不经意地透露出妇女们的我群认同。

作者简介

美国学者,东亚女性问题研究专家。我社曾出版过其的专著《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

封 底 语

高彦颐以其博学而严谨的治学态度,再加上顶尖历史学者必备的想像力,突破了反缠足观点的窠臼,娓娓述说缠足的故事,使我们耳目一新。她的论点使我们重新省思有关此一污名化的习俗,一个或许最为关键但又备受忽视的面向——中国妇女在她们自己的文化生存中所展现的能动性。纵令黑格尔复生,想必也可从这部著作中有所领悟:缠足即历史。

        ——周蕾(Rey  Chow),美国布朗大学安德鲁·梅隆(Andrew Mellon)人文学讲座教授

 

     高彦颐以无比的勇气挑战缠足这个艰难的研究课题,如今开花结果,成就了此一力作。在本书里,她跨越了国族主义、女性主义和东方主义的框架,明确地将缠足摆置在时尚史的范畴之中。透过巧妙的叙事策略——先从缠足在现代的消逝过程说起——她将前现代全盛时期的缠足史,设定为一部有关遮蔽的故事,埋藏其中的,是隐密化的源头、隐密化的身体,以及隐密化的意义。层层遮蔽的缠足,有如一道道幻影,当它被呈现为欲望客体的同时,其实也不经意地透露出妇女们的我群认同。

        ——费侠莉(Charlotte  Furth),美国南加州大学历史学教授

   

提起缠足,奚如谷(Stephen West)教授曾以他一贯的口吻,淡淡地说了两个字:“It was”(英文兼有过去了这是不争的事实两重含意)。奚如谷教授是在闲聊中讲出“It was”这两个字,时间为200210月,地点是哥伦比亚大学。对于这样一个曾经引发长篇大论、强烈情绪和无穷迷恋的课题,我希望在本书中效法奚教授的平常心——尽管那简洁扼要的用词遣字,是我所望尘莫及的。

刚开始,我的念头很单纯,就是打算撰写一部缠足史,这件事向来乏人问津,即使有人尝试,也是语多讥讽,百般嘲弄。以前,在标题中带有缠足史含义的渊博论著,在我看来,尽是反缠足的史论。它们先是开宗明义地指控缠足惯习的可耻可鄙,文章最后,通常又以同样的评语总结全文。英文著作中的一个显著例外是Howard S. LevyChinese Footbinding: The History of A Curious Erotic Custom(台北:南天书局,1984)。他采取的拒认修辞,如同一层薄纱,掩饰了他的着迷与渴望。这个作风与姚灵犀极为相似。姚是百科全书般的《采菲录》的编纂者;Levy著作的松散结构,颇有《釆菲录》的影子,而他的资料,主要也援引自后者。有关姚灵犀和Levy复杂的写作立场,以及因文本模仿而产生的新知和欲望,请见本书第三章的讨论。中文著作中的显著例外,则有高洪兴的《缠足史》(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该书与其说是历史著作,还不如说是一部民俗学研

究,不过里面的资料几乎全部也都摘取自《采菲录》。这类著作大多集中在颂扬反缠足运动的功绩,不然就是依照反缠足论述的描述,论断传统妇女身受的折磨,细述她们堪怜的处境。谴责,俨然成了书写历史的目的。

不过,都过去了。我的基本前提如下:缠足是一种靠身体成全的经验,从12—20世纪的数百年之间,对于一群妇女来说,这是一项她们必须面对的生活现实。我无意责难这个现实,而是想要理解,究竟是什么样的强大力量,使得缠脚成为她们的习俗实践。这个实践的真实,不仅在于女孩初缠之日的哭喊与泪水(这是不争的事实),更在于此后悠悠岁月里,对于双脚一天也不得松懈的辛勤保养和照护。我把本书的关注焦点摆在缠足如何作为一种终身过程,其中的主要命题即为:缠足往往呈现为某种妇女加诸自身的实践。有关母亲向女儿传递缠足实践的动态连接,见我的《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 Women and Cultur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pp.169—171。我不只想从遭受疼痛摧残的世界里,还想从后续的意义创造与开展过程之中,探求女人的能动性和主体性:每具身体都生活在特定的时间与空间当中,而且对于每个女人来说,缠足必然是一种无止尽的过程。正因如此,我们才有书写一部缠足身体史的可能。

缠足不只一种,而是有许多种,这是贯穿本书的主要论点。在19—20世纪里,各地区,甚至各村落,往往都有其独特的缠法、仪式和鞋式。遗憾的是,我们缺乏足够的资料来记述缠足从一地传一地的具体空间发展历程。不过,我们将会看到,从12—19世纪连续不断的历史时期里,即使当人们因袭、沿用了丰富的典故词藻和约定俗成的套语时,他们有关缠足的书写,仍呈现极大的差异性。文本的零散与增生——更不用说在各省各地,称缠足、绑脚、扎脚、小脚等等,不一而足,并没有统一的叫法——意味着缠足在每个时期里,包含了多重而且互相竞争的意义。此外,这项实践固然延续了将近千年之久,它的发展更跨越了阶级和地理的界限,然而有关其原理以及人们对它的领会,很明显地也随着时空而产生出相

当的变化。

不少重量级的思想家都曾试图对缠足提出解释。其中可能以佛洛伊德的性心理分析取径最具影响力。佛洛伊德在一篇发表于1927年的文章里说道,恋物癖所涉及的,是一个男人将他的阉割焦虑投射到女人的身体。男孩子由于怎么样也找不到母亲的阴茎,逐渐转而将心思投注到作为替代品的身体部分——脚、鞋、发——并赋予情欲化的意义。缠足因而象征着对女性的阉割。Sigmund Freud,“Fetishism,” in Sexuality and the Psychology of Love, 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Philip Rieff(New York: Collier Books, 1963),pp.214—219。亦见Julia Kristeva, About Chinese Women, trans. Anita Barrows(New York and London: Marion Boyars,  1991),pp.8185。Kristeva将缠足解读为女性阉割,周蕾(Rey Chow)对此有所批判,见她的Woman and Chinese Modernity: The Politics of Reading between West and East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1),pp.7。

至于有关女性物神(female fetish)方面的议题,我的理解较多受益于我在罗格斯大学任教时的大学部学生Stephanie CapneauSamantha Pinto,而较少来自既有的出版作品。

同样著名的,还有社会学家范伯伦(Thorstein Veblen)为了考察美国有闲阶级的演变,而提出的所谓炫耀性消费理论。他指出,在炫耀性有闲的阶段里,精致感成为理想女性的标准,有闲阶级的女子从而被要求拥有娇小的手足与纤细的腰身。于是,她是无用而耗费的,因此成为金钱力量极宝贵的证明。西方文化中的束紧腰身,以及中国人的毁损双足,即为显著的例证。女性人力资源的闲置浪费,象征着家庭的财富充裕;此一夸富诉求发展到极致的结果,化残废为美感,彻底倒转了男人对女人的审美观念。Thorstein Veblen, 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94),pp. 148—149。这部经典著作最初出版于1899年。

近几年来,人类学家葛希芝(Hill Gates)和宝森(Laurel Bossen),从马克思主义取径的女性主义观点,提出了第三种有关缠足的解释,可以称之为女性劳动的神秘化。葛希芝根据她在四川和福建进行的大规模田野调查,发展出一项论点:在中国的小资本主义生产模式里,女人对家户经济的贡献尽管重要,却不被承认。由于缠脚使妇女看起来没有生产力,使家族父长顺理成章地否定妇女劳动的价值。农家缠足妇女平日从事的纺纱、织布、剥牡蛎、采茶等劳务工作,需要的体力和技巧,在于她们的双手,而非双脚。一旦纺织工厂的机器化生产取代了家庭手工纺织作业,缠足便失去了存在的理由。Hill Gates, “Footbinding and Handspinning in Sichuan: Capitalisms Ambiguous Gifts to Petty Capitalism,” in Constructing China: The Interaction of Culture and Economics,ed. Kenneth G. Lieberthal, Shuenfu Lin, and Ernest P. Young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7),pp.177194。

关于小资本主义生产模式,见她的Chinas Motor: A Thousand Years of Petty Capital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6)Delia Davin

率先以经济生产模式来解释缠足的普遍性:相较于华南的水稻农作区域,缠足风俗在以旱田耕作为主的华北,更为盛行(WomanWork: Women and the Party in Revolutionary China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pp.117—118)。

沿着这条思路,宝森试图重寻女性家户劳动的价值与身影。她考察一个云南农村时发现,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该村每个妇女几乎都仍保有缠足。根据宝森的精彩分析,缠足的终结,经济变迁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假如土布在经济上不再具有竞争力的话,那么,缠足存在的根本原由也就消失了。于是,约莫在1925—1935年之间,缠足在该村悄然消逝;在当时,家庭纺织生产的形式,只剩下缝纫和刺绣作业,但即使是这种生产都已毫无利润可言,妇女们不得不走出户外,从事搬运、采矿、筑路和种地等粗活。在葛希芝和宝森看来,开始和停止缠足的决定,纯然是经济计算的结果;葛希芝甚至更激进地认为,四川的缠足乃是一种无文化仪礼或根源的习俗”Laurel Bossen, Chinese Women and Rural Development: Sixty Years of Change in Lu Village, Yunnan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Inc.,2002);引文摘自p.45。关于19世纪至20世纪50年代这段期间,技术变迁与缠足之间的历史关连性,她的讨论见pp.7375。至于无文化仪礼或根源的习俗一语,见Gates, “Footbinding and Handspinning,”pp.180—182。

还有一种民族志观点,它的理论性虽然较低,但却可能最具影响力。这种观点源自对近现代缠足妇女的访谈,我们不妨称之为上嫁论。就此而言,较早被听到的民族志声音,以蒲爱德(Ida Pruitt)对宁老太太进行的访谈录最具代表性。宁老太太出生于1867年,父亲是山东一个挑卖年糕的小贩。在访谈录里,她说道:媒人不问她生得好看吗?’而是问她的脚多小?’平凡的脸是老天给的,但绑得差的小脚则是懒惰的迹象。蒲爱德访谈宁老太太的时间地点为1938年以前的北平,但这部访谈录直到1945年才告出版(Ida Pruitt, A Daughter of Han: The Autobiography of a Chinese Working Woman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 22;

〔译按:引文中译摘自廖中和、张凤珠的译本《汉家女》,台北:学生书局,1993,第10页〕。1888年,蒲爱德出生于山东,一直到12岁之前,都生活在蓬莱附近的一处村庄。在她的回忆录《在中国的童年》(A China Childhood 〔San Francisco: Chinese Materials Center, Inc., 1978〕)里,蒲爱德记述了缠足在这个地区的普遍性:19世纪90年代,除了社地位最卑微的妇女之外,几乎所有当地女子都缠足,其中也包括了当地医生的女儿和蒲爱德的褓姆大大〔译按:蒲爱德解释道,褓姆或奶妈在该地被尊称为大嫂,但因婴幼儿期的她只能发出单音叠字大大,这个词后来就成了她对这位褓姆的特有昵称,见第70页〕。大大最小的女儿,由于没有缠足,后来还被街坊讥笑为妓女(第89页),由于缠足形象如此受到重视,这位天足的山东女孩甚至刻意模仿缠足妇女走路时的摇曳姿态。蒲爱德也提到了一名自鲁西逃难至此的女子,她的一双大脚尽管有如男子,但仍装模作样地维持着象征性的缠裹(第158页)。感谢Sarah Scheenwind使我注意到这部著作。只有仆妇才有一双大脚的说法,也反映了类似的逻辑。这个解释观点的基础,在于承认婚姻乃是女性自我提升的最佳途径——甚至是唯一的途径。一双小脚既然为女孩和她的家庭赢得通往更光明未来的门票,它们乃被解读成好命或社会声望的象征。

尽管这些经济的、社会的、符号的和心理学的解释,都具有相当的启发性,但终究有所不足,因为它们都将缠足预设为某种同质的、不变的,而且基于单一动机而产生的实践。然而,缠足的发展,既是如此渊远流长,它所影响的区域,又是如此广袤,任何一个描述性的或解释性的框架,都无法将之完全含摄。恋物癖也许可以解释若干中国文人——以及许多现代西方男女——如何将他们的性幻想寄托在其收藏的春宫画或小脚鞋。我在稍早的一篇论文里,曾全面性地讨论了16世纪以降,欧洲人对缠足始终不坠的各种想像(“Bondage in Time: Footbinding and Fashion Theory,”Fashion Theory: The Journal of Dress, Body & Culture 1, no.1 〔March 1997〕:28)。有关其中一页历史的深度考察,见Sandra May Adams, “Nineteenth Century Representations of Footbinding to the English Reading Public”,澳门大学博士论文(1993)。感谢柯基生医生提供我这本博士论文。可是,这个解释却扭曲了由地理、物事和华丽词藻共构的金莲世界;在缠足的全盛时期里,精英男性的欲望,就是铺陈在这既虚渺又具体的世界中。

再说到范伯伦的炫耀消费论,它根据的进化史观,无意中把宋、元、明时期的经济架构,跟处于工业发展阶段的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或美国,等同并论。这虽然是悖论,但缠足跟女孩家庭的社会身份,肯定有某些关连,所以少有读者会深究炫耀消费论的合理性。尽管如此,对于缠足的早期历史,它仍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因为在这个阶段,小脚仍是一种特权,只属于那些服侍男性权贵阶级的歌伎和妻妾。劳动神秘化论和上嫁论却与之刚好相反,它们主要适用于较接近现代的时期——亦即,缠足人口的社会组成发生根本变化之后——此时,绝大多数的缠足者已是广大的农家妇女。另外还有一个常被引述的解释是:一旦女人的双脚蹇跛,她们就不会在外头到处乱跑,缠足因而可以防闲。这个说法显然诞生于现代,在反缠足运动期间才流传开来。这套说理在女训书籍《女人经》之中,有最明白的表达。问题是,关于这部书籍,在19世纪末之前,完全看不到相关的书目和文献记载,想来应属现代的产物。在防闲论里,行走的机动性被建构为一项可欲的性质,然而此一建构的逻辑和命题,都是现代才出现的偏见。当缠足实践在帝制时代盛行扩散之时,这个说法是很难站得住脚的。在儒家的传统训戒书类里,根本未曾提到过缠足的道德含义,更何况,它还枉顾经验现实,因为证据显示,绅士阶层的缠足妇女,不但可以出门旅游,而且也无损于她们的道德名声。我曾指出,缠足与儒家思想之间的关系,是极其矛盾的。对于女人来说,缠足等于是透过反儒家的手段(毁伤身体)来达成儒家的目标(端庄文雅)。见我的“Footbinding as Female Inscription,” in Rethinking Confucianism: Past and Present in China, Japan, Korea, and Vietnam, ed. Benjamin Elman, John Duncan, and Herman Ooms (Los Angeles: Asia Pacific Monograph Series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CLA,2002)

将缠足打造成一个同质性的课题,同时又摒弃其他竞争性的观点,一律蔑视为封建,此乃现代反缠足运动最不朽的功绩。撰写一部真实的缠足史所遭遇的难题,部分就是源自这种现代的偏见:我们习于只从反缠足观点来观看缠足。为了探求那些被淹没的声音,为之撰写一部另类的历史,我就不得不抗拒一概而论的冲动、过度简化的倾向,以及道德主义的口吻——正是这些冲动、倾向和口吻,绑架了我们当前所理解的缠足史。

Joan Scott提醒我们,历史学者需要跟他们的研究课题保持一段分析距离,因为,一部女性主义的历史论著,若把进步的必然性,〔以及〕个体能动者的自主性,视之为理所当然的话……它将不经审查地再制女性主义运作于其中的意识形态论述词汇。”Joan Wallach Scott, Only Paradoxes to Offer: French Feminists and the Rights of Ma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2。我故意站在反缠足启蒙论述之外的位置,因此本书既未提出巨型理论或综论通览,也没有直线式的进步史观。相反地,我努力尝试从各种局部观点、前后矛盾的文字、与时代脱节或被时代遗忘的人们,以及常常难以自圆其说的零碎故事中,拼凑出一部历史。

本书原来暂定的标题——Footbinding Is History(缠足乃历史)——具有双重含意,分别唤起不同组合的情绪反应。缠足乃历史带着松了一口气的感觉。1957年之后,不再出现女孩裹脚的记录。这当然不是说所有缠足妇女在当时已凋零殆尽,而是说,作为一种风俗习惯的缠足,总算随风而逝,不可能死灰复燃了。在相当程度上,本书的撰写,反证了缠足已成历史陈迹,因为若非如此,分析距离将无从产生,也难以铺陈出学术研究——包括本书在内——可以尽情挥洒的空间。关于这个完结性问题,最先引我深思的人是Bill Kirby,那是19923月的事,当时我赴哈佛大学宣读一篇报告,他在会后向我提出此问题。此后十年来,这个问题始终指引着我对缠足史的关注。在此谨向他的启发表达我的感激之意。换言之,这过去式让我得以无需考虑应如何致力扑灭缠足,也使我能够将之定位为一项历史课题,而不是一道非黑即白的当代是非题。坚信存在着一种普世父权体制的女性主义者,或许不会同意这个看法。Mary Daly追随Andrea Dworkin的主张,认为当今社会的整型手术,对妇女造成的压迫,相当于缠足、女性割礼(阴蒂割除),以及纳粹的医学实验。见Daly, Gyn/Ecology: The Metaethics of Radical Feminism (Boston: Beacon Press, 1978)。亦见Dworkin, Woman Hating (New York: Plume, 1974)。我曾在稍早的一篇论文中

阐述我的反对意见(“The Sex of Footbinding,” in Good Sex: Womens Religious Wisdom, ed. Radhika Balakrishnan, Mary E. Hunt, and Patricia Beattie Jung 〔New Brunswick, N. 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1〕)。

相反的,缠足乃历史述说的,是我在苦思另类历史如何可能,以及该用什么方法书写这部历史时,萦绕心头的戒慎恐惧。像这样一个在中国社会机制与性别关系里扮演着核心角色的实践,需要一部历史,而且,忍受痛楚与不便的妇女们,也值得我们为她们书写历史。如今,不论怎么片面支离,它总算出炉了。

本书的结构,一开始先锁定在缠足这项社会实践行将消逝的现代,然后才回溯到传统时代,最后止于它在文化声望和情欲诉求方面,都达到极盛的明清时期。我之所以采取这种历史倒叙手法,乃是因为当前我们有关缠足的知识,就像书中第一部分所指出的,几乎全然来自反缠足运动的观点和文献。从终结开始,可以帮助我们清理出一块基地,由此开展另类的认知与感知途径。

第一章把讨论焦点放在天足范畴的诞生。它不仅带来一种机械论的身体观,而且也促进了19世纪末新兴的全球视野的视觉化呈现。作为启蒙论述的一环,天足有助于人们想像当时尚处于萌芽状态的中国国族。在第二章,我们转而考察20世纪伊始至30年代的放足运动期间,在地方学堂和村居民宅推行天足理念的情形;我们将看到,在这些地方,抽象说理如何遭遇顽强身体的抗拒。第三章的分析焦点,是畅销于20世纪30年代通商口岸城市的《采菲录》,我们将讨论这部百科全书式的汇编所产生的新知识和新欲望。《采菲录》的编者和读者对于缠足不合时宜的沉迷,其实也标志了缠足光环在现代中国的熄灭。

若说第一部分的撰述,使我们不得不注视19世纪和20世纪有关缠足的文字和视觉文献的密集轰炸,那么,在第二部分,我们将检视12世纪至19世纪初,构成与延续缠足光环与奥秘的各种遮蔽策略。

第四章的讨论主轴,在于17—19世纪考据学家展开的缠足起源争论,从他们欲语还休的顾忌,我们可以看出,在文章学问的大雅之堂里,能用那些词汇语境谈缠足、能说到什么地步,是有一定界限的。

尽管这些考证论文,以客观的口吻出现,但它们往往还是披着一层鄙夷的薄纱,对于日渐普及化的缠足实践嗤之以鼻。然而,考据学家引述和流传的轶闻传说和诗歌词藻,却又不经意地助长缠足的文化光环。我在第五章描绘了一群清代文人的小脚欲望构图,这并不是一幅恋脚癖的景观,而是与西北的想像地理密切相关的世界。我认为,将昙花一现的愉悦感,寄附到一个地方之后,男性旅人(和读者)就可以具象化他们的感受,这也是他们之所以不厌其详撰述其幻想和经历所产生的原动力之一。

相形之下,女性欲望的呈现,本来就是具体的,它们寄托在一个由她们制作的——以及令她们成为女人——日常物品堆砌而成的世界。第六章尤其将重心放在女性物质文化里的一项关键物品,亦即,鞋子。我们发掘了鞋子所蕴涵的种种意义:工艺作品、身体自我的延伸、时尚体制的关注焦点,以及产生视线幻觉的迷彩外装。这一章不仅关注于足服时尚与制鞋业的历史,而且,透过这个途径,我们也考察了金莲崇拜的兴起与衰落,以此为本书的主要篇章画下句点。

   

译者的话1

中文版序1

献词1

鸣谢1

凡例1

图版1

前言1

 

第一部分揭露的身体

 

第一章全球国族巨型历史:天足概念的兴起(1880年代至1910年代)3

缠足的终结:两种历史,三种时间,二手声音5

天足:一个崭新的基督教范畴10

徐珂与汤颐琐:天足的国族主义化18

女人好比蛋黄:一个新的地球知识域24

妇女能动性:意志克服身体30

辜鸿铭:观于人的屈辱33

抗拒注视:理想的女性特质39

 

第二章被掀露的身体:放足运动的实行(1900年代至1930年代)45

薛绍徽:非马非驴”46

天足放足”49

光复故物的蔡爱花53

放脚乐58

阎锡山与山西反缠足运动61

缠足罪责化65

国家对付父老69

性别重于阶级:无法同一的女界73

算总账77

荒诞剧场79

 

第三章缠足如古董:不合时宜的爱莲者(1930年代至1941年)87

姚灵犀与友人:收藏凋零”88

民俗新知的生产91

拟仿的怀旧:旧文人、新玩家96

天足缠足的并接102

方绚的发明104

二手的性:小男孩、冒牌货、收藏家109

如是说:被转述的女性欲望113

绣鞋的社会史:杨铁崖与胡雪岩116

自称女性主义者的赏玩家122

疼痛的身体:女性的呐喊127

 

第二部分遮蔽的身体

 

第四章溯古访今:缠足源流考139

界定缠足:弓足141

传说与历史144

杨慎的考证:未知的诱惑147

《汉杂事秘辛》:身体部位的测量151

驳斥杨慎:转向鞋履的胡应麟156

后履、妇工与女性差异159

今世之潮流:缠足与时尚162

赵翼与18世纪缠足极盛期166

装饰的身体以及显露的身体169

钱泳:从考据到社会批判175

自在劳动的女性身体178

 

第五章狭邪之游:男性欲望与西北的想像地理182

西北高原上的赛脚会183

起源传说186

大同名妓190

媚眼:李渔的功能美学194

汪景祺的西征”197

红石村:荒野人家203

南情北欲:男性欲望与女性欲望的交锋208

蒲松龄的俚曲:土腔与地方失衡214

两种女性劳动218

女性身体的平凡物质性220

交换的信物225

时尚、地位与女性焦虑229

 

第六章灰姑娘的梦想:女体的累与用236

出土文物236

平底弓弯”239

金莲崇拜244

医护的对象248

悦目的都会女子:说唱词话中的时尚与地位252

顽强的身体:缠足的累与用256

身体的累与用259

花俏的身体:新式都会时尚体制的诞生261

生产的身体:制鞋与市场269

风格变迁与知识传递274

最后的时尚圈279

残存的记忆283

尾声287

参考文献291

   

美丽、地位、性、文化、金钱:缠足就是纠缠在这种种人性欲望的追求之中。但是,这些寻求自我增值或享乐的驱动力本身,并不足以说明缠足所隐含的残酷现实,以及随着缠足的发展而出现,多到令人咋舌的文学作品和物质文化。妒忌、残忍、暴力、物化:人们加诸他人的这些可怕之事,虽然也是缠足故事的一部分,但它们同样不足以解释此一实践何以如此源远流长,女人们又何以如此顽强地采行它。缠足——既美丽又丑陋,既非自愿亦非强迫——打破了以黑与白男凌女善或恶等等二分法来理解世界的方式。

直到本书结束,我都未曾提出一个方便的被告、一套轻巧的解释,或是一段简洁的叙事。零碎的部分大过它们的总合;缠足的历史并非首尾一贯,层层堆积,也难以自圆其说。相关文献和物质档案之中,充斥着矛盾、重复和遗漏之处,这正是我们必须面对和爬梳的现实。千年之久的历史,不仅夹缠不清,缺乏章法,有时甚至让人觉得莫名其妙:在起头,文字的出现,先于实际的作为;但到了缠足行将终结之际,人们实际的作为,却又穷尽和超越了所有辩解之词。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女人平凡地活在她们身体所处的现实世界,同时憧憬渴望着更美好的生活。

强调小脚和纤步的审美观,首先出现于诵颂迷人而遥远的美女的六朝诗歌。到了唐代的艳体诗,对于罗袜和鞋带的题咏,画面感变得愈来愈强,生动性愈来愈高,情欲之意也愈来愈鲜明。诗人的想像,在后世被人制成实物,例如呼应步步生莲花的镂空崁香粉鞋跟设计,又如强调音效的木鞋底,这些都成了时髦女士服饰行头里,极受珍视的项目。不过,就唐末以前的时代而言,我们既未看到当时文人对缠足有所评论,也没有发现相应的考古文物:也就是说,在唐代覆亡之前,缠裹双足尚未成为一种具体的实践。

虽然诗词文藻启发和延续了男性对缠足的欲想,不过,对于女性的缠足实践而言,书写文字的魔力却远不及于此。明清时期固然有一小群识字妇女参与了诗词创作,不过,妇女们有关缠足的累与用方面的知识,主要是得自于表演艺术和物质文化——这些领域尽管受到男性文人世界的影响,但决非完全含摄于其中。基于这个原因,我并非从女诗人的作品中发掘有关缠足的女性观点,而是从通俗歌谣、俚曲、家庭日用类书,以及出土的女性遗物本身着手。男性欲望和品味,的确在文化上具有主导地位,但仅凭它们,依然无法说明缠足的悠久性,以及它在地理区域和社会阶层上的扩张幅度。

寻找女性动机时,我避免使用自由选择(free choice)之类的语汇。现代批评家常常这么想像:假如传统中国妇女有得选择的话,她们将会反抗儒家父权体制;既然这种情形并未发生,在他们看来,就证明了此一体制的成功严控。这个错误的看法源自一种现代的、个人主义式的观念,亦即,过度标举自由选择在欲望结构中的位阶;问题是,这是我们的欲望,而不是她们的。事实上,打从16世纪起,女人就已别无选择:任何一个女孩,只要她诞生在汉人家庭里,家庭经济状况又较富裕的话,家里就会为她缠足。即使是经济条件不那么好的家庭,也倾向于这么做。缠足不是一种负累,而是一种特权。缠足的存在,不仅是为了向外在世界宣告身份地位和可欲性,对于女人本身而言,这还是自尊的一种具体体现。

史碧华克(Gayatri Spivak)视自由选择彻底的与自愿的欲望重排(the radical and voluntary rearrangement of desires)。女性欲望经过时尚体制与文化沉积的深刻重排,到了帝制晚期,不缠足已变得无法想像,就跟我们如今无法想像有人愿意选择缠足一样。妇女采取的行动,不是抗拒,而是将她们的聪明才智运用在足服设计方面。她们凭借着想像与技巧,从质料选择、款式趋新,以及精致手艺等等方面,制作完美的鞋履,力求最抢眼的视觉呈现,以与她们的姐妹邻居们一争长短。她们亲手制作的鞋子,既是时尚性的,也是仪式化的物件;对她们而言,鞋的异想世界,正是缠足的魅力诉求所在。若无女人的参与,缠足是无法在正经八百的卫道男子持续而激烈的抨击之下,还能够如此地蓬勃蔓延。

虽然我们还不是那么确切地掌握其中的传播机制,但是不论如何,缠足实践慢慢跨越地理和社会阶层界限,依附在地方文化常识当中,成为毫不起眼的一环,并在日常生活细目里——仪式、俗语、足服式样,以及身体姿势等等——渐渐变成日久弥新的常态。本来属于别的女人的外来实践,就这样变成自己身体的一项生活现实。缠足的引人入胜,不论是在集体层次还是个人层次上,乃是根植于它这种可以更换视点的能力、在熟悉的身体上创造崭新观点的能力、灌输新常识的能力,以及,终极而言,重新打造世界的能力。

本书一开始就曾强调,缠足不只有一种,而是有许多种,这始终是我的基本态度。正因为缠足必然是一种地方化的作为,而且仅能依靠个人身体去具现,所以无法用抽象化的理论处理。因此,本书并没有盖棺论定式的断言,或是通史性质的叙事,而只是就漫长的缠足历史之中,一些我认为最为有趣的文本和物件,提出我的解读。本书在章节安排上,特地引入一连串地方的、局部的,而且通常也是互相冲突的观点,借此,我希望创造一个开放的空间:但愿在这个空间里,每位读者不仅可以形成自己的见解,而且还愿意不断地进行省思。

缠足原本是一种诗人抒情想像的体现——人们幻想自己可以真的活在诗情画意之中——但到了最后,它却变成一种既过分又愚昧,荒谬透顶的实践。说到底,缠足作为社会实践与知识主体,唯一不变的,就是它的自我矛盾特性——亦即,包容针锋相对欲望的能力,以及转而对抗自身的倾向。基于这个原因,即使这项习俗早已成为陈迹,它仍不断地惹人憎恶,也不断地引人深思与遐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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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对象

对中国历史有兴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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