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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科 | Books
美国的艺伎盟友——重新想象敌国日本
  • I S B N :9787214072023
  • 作    者:[美]涩泽尚子
  • 译    者:油小丽 牟学苑
  • 出版日期:2011年7月第1版
  • 定    价:26.00元/本
  • 淘宝链接

内容简介:

 

书名原文:America's Geisha Ally: Reimagining the Japanese Enemy

本书讨论了美国与日本的战后关系,独创性地将日本比喻为女性的(艺妓的)地位的一个盟友,由男性阳刚强大的美国所庇护和利用,从而对于日本战后发展和国际关系地位的变化展开了详细探讨。

作者简介:

 

作者是美国学者,著名日本史研究专家

封 底 语:

 

我们了解了美国决策者为何在二战后很快就与日本建立重要的盟友关系,可是对于他们如何在战后对日政策上获得美国民众支持这一点我们知之甚少。就在不久前日本佬还被彻头彻尾地唾弃为戴着可乐瓶底眼镜,长着龅牙的类人猿,美国民众怎么会这么快就接受与其结盟了呢?精英决策者可能已决定将日本作为对抗共产主义的堡垒,但美国民众是如何在战后不久就接受这项政策的呢?

    言:

 

1941127号日军偷袭珍珠港事件使美国人深感震惊和不安。《时代》杂志将这一事件称为“笑里藏刀的预谋犯罪”,反映了当时美国民众普遍的情绪。“数以万计”毫无防备的、仍沉睡梦乡的美国人被粗暴地惊醒了,大声叫嚣着“这些黄皮肤的杂种!”。美国人在惊讶愤怒于日本空军如何横跨太平洋成功发动偷袭的同时,强烈要求采取报复行动。在弗吉尼亚诺福克的新兵征募中心,第一个前来报名的人宣称:“我要让这些日本佬尝尝我的拳头!”在华盛顿,一位盲目的爱国者由于无法在日本佬身上出气感到沮丧,于是砍倒了华盛顿潮汐蓄水港沿岸的四棵日本樱花树泄恨。在田纳西首府纳什维尔,据说当地资源保护部否决了一项申请,该申请要求颁发600万个价值2美元的捕猎“日本佬”的许可证。资源保护部对该项否决解释说:“捕猎‘日本佬’开放限制,无需证件。”太平洋战争释放了美国人对日本人的种族仇恨,这种仇恨有时近乎于种族灭绝,持续存在于冲突的全过程。

美国人在发动这场“残酷战争”的时候,受到了此前既有的“黄祸论”的影响——美国的日本移民勤俭、善于模仿、精明。日本佬被描述成不可被同化、只靠米饭就能生存、对欧美工人及农民的生计存在破坏威胁的民族。许多美国人认为“日本佬”让人琢磨不透,他们用卑鄙的手段获取不正当的竞争优势,而珍珠港偷袭事件使得美国人确信日本人的确是一个绝无仅有、奸诈狡猾的民族。由于太多的美国人都认为这种阴险奸诈是日本人固有的民族特性,以至于日本移民和他们在美国出生的孩子也像国内的日本人一样被归类为美国的敌人。美国联邦政府以军事需要这一虚假偏执的借口为由,将整个西海岸的日裔美国人——包括婴儿、孩童、少年还有成年人——都作为潜在的破坏者集中拘禁起来。

二战接近尾声时,《时代》、《生活》杂志的发行人亨利·卢斯说:“美国人不得不学着仇恨德国人,但对日本佬的仇恨却来得很自然——就像曾经与印第安人斗争时的仇恨一样自然。”对他以及其他上世纪中期的美国人而言,种族仇恨和文化对立是很“自然的”或者说是基本常识。在他们的眼中,不论是土著印第安人还是日本人都是“野蛮人”,坚守一些奇怪的不合理的信念,而不遵从“文明的”西方传统规范。日军对盟军战俘的野蛮残忍行径以及他们对天皇的所谓自杀式效忠使得美国人认为日本佬是比德国人更残暴可耻的敌人,也因此太平洋战争更为残酷。因为美国同德国文化上的相似性,大部分美国人将“好德国人”与纳粹加以区分,但他们却倾向于将所有日本人作为效忠“天皇”的狂热分子加以惩罚。

战争结束后,许多美国的公众人物和普通百姓仍旧视日本人为敌人。实际上一项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美国人都后悔没在日本多投几枚原子弹。在庆祝第三舰队返航旧金山的宴会上,海军上将威廉·哈尔西表明对那些为确保“彻底击败冷酷敌人”而忍辱负重和捐躯的美国战士而言,对日本的“宽大”行为将是对他们的侮辱。在报纸头版刊登由前战俘陈述的有关日军暴行的证词同时,哈尔西善用时机表明了观点,他的观点得到许多无意对日本人表示善意的美国人的认同。

很明显,战后许多美国人仍然厌恶“日本佬”,但由于战后不久冷战的加剧,日本成了美国在亚洲最重要的盟国。尽管战争期间美国的轰炸机几乎炸毁了日本所有的城市,但日本仍算是一个有着金融机构、交通通讯设施和一批有文化、守纪律的劳动力的工业国。日本保留着一个成功的资本主义社会必需的成分,在战略意义上,它的地理位置远离亚洲大陆,日本凭借这种种优势成为美国在远东抵御共产主义的“堡垒”。看到共产主义在亚洲蔓延,美国决策者的忧虑与日俱增,与此同时他们只得将注意力放在对前敌国的经济复兴上,以试图使日本成为亚洲的资本主义国家典范。因此美国决策者不得不放弃占领初期对日的首要政策:即对日进行民主化,以及让日本对亚洲邻国发动的侵略战争负责。在1947年到1948年后,盟军最高统帅部这个驻日军政府走上了一条历史学家称为“逆转路线”的道路。盟军最高统帅取消了许多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例如土地再分配计划,取消了变日本为民主平等国家的计划。

为了加强日本的经济复兴,美国还停止了日本对亚洲国家的战败国赔偿,并且强迫亚洲国家再一次成为日本的准殖民原材料供应国。不仅如此,美国还变本加厉地为裕仁天皇辩护,这场破坏性极大的战争正是以裕仁的名义发动的,给数百万的亚洲人民带来重大伤亡及痛苦,但美国却拒绝将其作为战犯审判。

我们了解了美国决策者为何在二战后很快就与日本建立重要的盟友关系,可是对于他们如何在战后对日政策上获得美国民众支持这一点我们知之甚少。就在不久前日本佬还被彻头彻尾地唾弃为戴着可乐瓶底眼镜,长着龅牙的类人猿,美国民众怎么会这么快就接受与其结盟了呢?精英决策者可能已决定将日本作为对抗共产主义的堡垒,但美国民众是如何在战后不久就接受这项政策的呢?

要理解美国民众对日态度由憎恶的种族敌人到重要盟国的巨大转变,我们可以在美国大众话语中寻找线索。战后的美国大众话语中认定两个“自然的”不争的等级关系——男性高于女性,成年人高于儿童——并且将这种等级关系比拟在“白种人”同“有色人种”的美日两国的国家关系上。

将日本比喻成女性,这样日本的政治附庸国的身份就像艺伎附属于男性客人一样顺理成章;而日本被比作孩童则突出了其成长为“民主”国家的潜能。战后美国人开始用这种普遍接受的、既有的、对性别和成熟度的思想意识看待美日关系。美国民众在性别与成熟度这两个互相强化的概念框架下理解美日双边关系,也开始不再将日本人看做野蛮人,而是需要美国引领和爱护的附属物。换句话说,性别和成熟度的意识形态帮助美国人弱化了对日本的种族敌对。将仇敌女性化或视其为不成熟孩童的做法使美国民众较容易将“日本佬”人性化,继而赋予他们以新的角色:他们是美国人的职责。

就像种族和性别,成熟度这种意识形态也帮助阐释权力等级体系。自然生物界的例子很早以前就被用作概念上的比拟来说明政界的特权和统治。“成熟”象征着能力、智慧以及自我约束力,在美国人看来,有色人种还不具有这些被认为是赋予白种人以地位和权利的特点。然而与种族和性别不同的是,这两点是注定不变的,不成熟则只是一个过渡阶段。二战前,美国的决策者们就强调过“不成熟”这一概念隐含着一个民族有可能成长为有“责任感”的民族,还用这种思维解释说有些民族在还未“准备”好自治之前可以做“临时”附庸国,但往往操作时却毫无诚意。二战后的决策者们却热衷于这一观点,认为有色人种的国家也可以“成长”为现代化的、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一信念为后来所谓的现代化理论奠定了基础。由于战后美国强调有色人种国家也有可能朝现代化“发展”,评论家则借题发挥称,美国表面上拒绝相信生物学上人种差异的存在,但实际上他们却在继续推进国际种族等级体系。

种族、性别和成熟度,这些意识形态思想体系叠床架屋,相互扶持。同时它们具有一定的不稳定性,受历史背景和客观形势制约。外交历史学家麦克·亨特对意识形态下了个实用的定义:意识形态是指“一套互相联系的信念和观点组成的体系,能够将特定的现实化繁为简,归纳为容易理解的条目并提出应对这一特定现实的适当方式方法”。意识形态既是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方法,又为我们提供了在具体时机适合采取的特定对策。在美国历史的不同时期,美国社会的种族意识形态曾要求贵族阶级承担起“白人的负担”,也曾倡导过对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行为。当然并非意识形态中所有的信念和观点都是经久不变的。19世纪末的学术研究向美国人宣称:恒定不变的生物性差异表明,与白人相比,有色人种是劣等人种。到了20世纪中期,有关变异和“变态”社会心理形成的研究再一次以微妙的方式加强了美国人原有的信念,那就是有色人种是劣等人种。因此要了解美国民众对日本看法观念的逆转,我们必须仔细研究这些意识形态起作用的历史背景。

战后美国对日本的重建受到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美国扮演世界领导者这一新角色的方式,另一方面是在原有等级体系面临挑战的变革的世界里,美国对民主作用的看法。美国国内两性关系及种族关系的变化是最为切实的。当时女性已准备好挑战欧美男性在经济和政治上的既定统治地位,要求维持二战期间女性享有的更多的权利、机会和待遇。尽管女性有组织的公然对抗的势头直到几十年后才有所增长,但在战后的话语中,它对瓦解传统性别等级的作用显而易见。的确,美国人在冷战文化中将日本女性描绘成女性的典范的做法可被视为是对这一新思想方式的抵抗。而在国外争取民主的斗争不断胜利的背景下,美洲黑人在争取社会地位及政治权利平等上组织得更为完备,准备得更为充分。他们的境遇以及美国社会事实存在的种族歧视加强了美国人对民主社会需要“包容”少数族裔这一话题的探讨。美国人这种对待少数族裔——包括新近被拘禁的日裔美国人——的方式不是简单地出于道德良知,而是美国在寻求将新兴的独立国家争取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时,为国家威望考虑而制定的外交政策。

因此日本战后的形象是美国国内种族及性别关系变化所引起的思想转型的产物,也是美国开始以世界强国的姿态对抗苏联和共产主义集团的战略产物。当然日本也参与了这一形象改变的过程,试图向美国人展示日本是个崇尚和平的可靠盟友,但是在此我所关注的是涉及日本的美国话语和文化以及20世纪中期从全球视野出发的美国如何理解自己作为世界领导者的责任。

为了在美国大众话语中重塑日本形象,范围广大的政府及非政府的人物都投身其中,包括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加州最高法院法官威廉·马修、国家部门的官员们,还有记者、作家、好莱坞制片人以及普通百姓。这一过程中尤为重要的角色是那些在美国占领期间去过日本的美国人;他们也是美国国内思想变革的先锋。除了麦克阿瑟将军和其他盟军最高统帅部官员,普通士兵休·奥赖利、艾略特·蔡兹(Elliott Chaze)和马丁·布朗芬布伦纳(Martin Bronfenbrenner)也向国内民众讲述了他们的所见所闻。同样,记者克拉克·李(Clark Lee)、弗兰克·凯利(Frank Kelley)、科尼利厄斯·瑞恩(Cornelius Ryan)和约翰·拉瑟尔达(John LaCerda),还有作家和传记作家露西·赫登·克罗克特(Lucy Herndon Crockett)、海伦·米尔斯(Helen Mears)及马杰里·布朗(Margery Brown)写了大量在日本被占领时期他们的经历。最终描绘的日本新形象成为了冷战期间解读美国媒体、电影和学术研究中日本形象的标准。

涉及参与对日话语改变的队伍十分庞大,但他们的主体可分为战后自由主义派,共识自由主义派或冷战自由主义派。尽管他们的社会地位、政治倾向及对日感受和认同程度都不同,但他们是当时占主导的声音,主张继续广泛探讨种族包容问题以及它对美国为人类自由尊严而战的重要性。战后自由主义派作为一个群体为种族关系及国际关系所做的斗争,对重塑有色日本敌人的形象意义重大。这些占领区的传记作家、《星期六文学评论》的作者、《高级学术》的编辑、好莱坞的制片人,还有法庭的律师和法官比普通美国民众富有、受教育程度高,在美国社会可以说是一条阵线上的战友。而战后自由主义派由于受到大众文化传统的影响,认为善用政府权力不仅可以捍卫个人自由,还可以维护公共利益和“普遍”的人道价值观。冷战共识自由主义派相信政治权力、物质财富和教育成就三者结合,能够建立起抵御极权主义的充满活力的民主社会。在他们对美国及美国人民建立捍卫这些东西的能力普遍持乐观态度的同时,却常常认为别的国家和人民缺少胜任这项任务的成熟的思想意识。因此,在他们身上不仅有战后自由主义派为追求国际亲善所表现出的开放性和愿望,还有美国例外论的傲慢自大和自以为是的特点,后者常常削弱他们作为反种族主义者所做出的努力。

随着日本形象的改变,改变的观念深刻地影响了许多人。在本书中我们会读到关于和日本女性结婚的美国大兵,战后留美的大学生,背负叛国罪的日裔美国人,“广岛少女计划”和“精神的养子”计划的报道。所有这些叙述者都超越了感知层面,向我们展示了意识形态对实际生活的影响。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所有这些个体——情愿或不情愿地——都参与到了美国对日话语的改变当中。

将日本敌人转型为在美国文化上可被接受的盟友是一个复杂而曲折的过程,有时会牵涉到政府的许多部门——可能是以直接的形式,例如盟军最高统帅部对驻日工作人员进行的岗前培训,也可能是以间接的形式,例如通过该部门支持的私有经济实体的努力而达到目的。基本上,美国政府没有精心策划这场战后民众对日观念改变的戏码。独立思考的美国民众有时会不知不觉地倾向于散播有助于达成政府目的的观念。美国的作家和制片人,协同美国政府官员一同就日本人以及与前敌国日本的适当关系传达了非常连贯的信息。尽管这些历史舞台上的演员们似乎意识到他们正在参与一场促进美日亲善的演出,但并非时刻都清楚他们应该怎么去做。因为这些冷战自由主义者对美国的伟大以及种族、性别和成熟度等意识形态同样抱着普遍的看法,他们并未有意识地使用性别和成熟度这些意识形态,对他们而言,有关日本人幼稚和天真的描述不证自明。

在文化传播渠道方面,例如期刊、电影和报纸,美国人对日观念的转变过程尤为曲折,整个过程毫无规律且时断时续地朝着纳日本为盟友的目标前进。这些文化上的改变未必与国家一级的政治事件步调一致。换句话说,从政策目标指向大众文化的单向流动极少,实际上,政治目标和大众文化处于一种相互影响的复杂关系——一种容许差异和矛盾存在的共生合作关系。这意味着美国公众话语和大众文化基本上是在帮助证实决策者们所定目标的正确性,但有时也会与他们意见相左,决策者彼此也常会对政策的细枝末节意见不一。并非所有的美国人都接受转变后的对日观念。当许多《生活》杂志的读者或是好莱坞的观众接受种族包容和日本人的同时,许多人也在拒绝接受。直至今日,在美国也能听到有人坦言仍不相信日本人,也可以听到有人讲他上了年纪的亲戚因为珍珠港事件仍旧仇恨日本人。日本负面僵化的形象仍深植于美国文化,随着政治经济状况的变化,这一形象随时可被激活。

本书的目的不是研究对日占领官员如何制定政策,而是讲述一段文化历史,借以理解美国的意识形态是如何辅助国家的外交政策的。发生在冷战这几十年的“文化转向”的确影响了许多研究美国对外关系的历史学家,但更多的学者仍在继续关注政策制定,仍在继续构建论据,试图说明一如性别这样的文化概念如何对政策施以影响。还有些学者也研究了欧美人眼中日本人的形象,但没有明确地将这些形象同欧美国家在国内外的政策相联系。不过也有些学者还在努力试图理解美国文化是如何帮助美国实现了在海外的实力扩张。在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学理论中,他向世人展示了表面上温和无害的欧洲文学文本抑或是学术研究所起的作用。它们通过将远东殖民地描绘成无能力自制因此无法自治的“东方他者”来维护欧洲帝国主义列强和它们的远东附属殖民地之间的不平等或剥削关系。因此东方学这一意识形态为帝国主义者提供了奴役殖民地人民的合理解释。可以确信的是,美国从未将资源贫乏的日本作为其殖民地加以剥削,相反美国帮助日本成为了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国家,用查莫斯·约翰逊的话说,这是“美帝国的最高奖赏”。尽管如此,萨义德的理论使得我们认识到一个强国的人民是如何无意识或潜意识地延续国家的外交政策的。

除了书名,书的内容和艺伎关系不大。但艺伎这一概念——一种在日本社会非常边缘化的文化风俗——是战后美国日本观的核心。而这一点是如何形成的才是本书的主题。

    录:

 

总序:西方日本研究丛书刘东1

 

导言1

 

1章妇女和儿童在前13

“日本玩偶”和维多利亚时期的“日本热”20

“美国大兵‘爸爸’受到他的幸福‘家庭’的欢迎”29

宝贝桑(BABYsan):蝴蝶夫人,约1945195235

“美国女性的教训”42

战争新娘与种族宽容性48

第2章“像个12岁的男孩”55

“封建的”日本文化60

如何看待西方文明73

成熟的心智和种族包容性85

日德差别93

第3章周日的裕仁皇宫97

最高盟军统帅和裕仁104

傀儡天皇109

一个热爱和平的“模范家居男性”113

为皇太子开启的窗户118

东条和其不正常的男性气质122

区分军国主义者和日本人134

4章大洋彼岸的叛国审判140

来自柔弱的少数族裔男性的报复145

惩治“邪恶的”少数族裔男性155

余波171

5章神风队队员上大学177

将年轻的盟友送入美国大学校园181

前神风队飞行员和奖学金资助的学生185

展现美国人的最佳形象202

6章化解原子弹罪恶213

诺曼·卡森斯和“精神的养子”217

“广岛少女”225

7章好莱坞影片中的日本255

跨越种族的爱情263

角色挑选过程中体现的性和种族政治270

推销同盟观念276

金钱换来的宽容279

男艺伎283

结语 朝阳复升291

致谢300

试读章节:

 

1章 妇女和儿童在前

 

194512月的一天,天灰蒙蒙的,露西·赫登·克罗克特以红十字会工作者的身份来到了日本,在占领区开始了给她指定的工作。露西的对日态度就像那个阴沉的冬日,在她看来,“日本佬”就是一个狂热而顽固不化的民族,他们罪有应得,就该受到盟军空军对他们的彻底打击,尤其是来自B29轰炸机的打击,将整个日本炸成像广岛和长崎一样的废墟。从厚木机场坐车前往东京的路上,露西却惊奇地发现对日本的景物有似曾相识之感。那些瓦片及稻草覆盖的屋顶、闲置的稻田,还有修剪整齐的灌木,她“以前”在纸扇、瓷器和织物上都看到过。露西后来在占领区回忆录里这样写道:“每一处景致都像富士山商标一样令人熟悉。”

怀着对这似曾相识之感的惊异,露西来到了给她安排的住处:第一宿营区。她把行李卸在大厅,“绷着脸看着这些身材矮小的日本佬脚步匆匆地走着,彼此鞠躬行礼,发出嘶嘶的问候声。”当时即便不是大部分的美国人,至少也有许多美国人决定,对这个“矮小的民族”采取冷漠的态度。主流媒体的声明证实了一个普遍的观点,那就是日本人是注定的与生俱来的敌人;与此相关的言论也随处可见,例如“对我们美国人来说,仇恨日本佬毫无困难,无需挣扎”,“对日本佬的仇恨来得很自然——就像曾经与印第安人斗争时的仇恨一样自然”。战后,获释战俘的证词详述了白人盟军战犯在“日本的战俘集中营”所遭受的惨无人道的野蛮兽行,这更加深了美国人对日本人的种族敌视。19459月刊的《檀香山广告报》发表社论称“自尊自爱的美国人民”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中都不会使用“朋友”一词来称呼日本人。日本是“一个阴险狡诈、令人不齿的恐怖国度,它的国民几乎无一例外都如恶魔般残忍”。日本平静温顺地接受了美军驻军占领,这令美国人惊奇于“这个世界上最不可思议的国家和民族”,但占领区的早期报道警示美国人要保持戒备,以防不测,因为“这些战败的日本人仍怀恨在心”。

带着这些最新报道传递的信息,克罗克特来到日本,决定对夙敌以冷面相待。直到一天早晨一个日本侍女的举动感动了克罗克特,使她减弱了抵触情绪。克罗克特回忆说,这个侍女胆怯地敲开了她的门,进门后不停地鞠躬,并且羞涩而恭敬地送给她一瓶花作为“礼部(物)”,她在回忆时模仿着这个侍女的日本口音说:“美国女士们非常好——咦。”克罗克特回忆说:“这样的好意我除了接受还能怎样?”“这样主动真诚的示好能让最冷漠多疑的陌生人也卸下防备、消除敌意,而且这种对占领者诚恳的善意体现在方方面面。”像这位侍女一样,许多日本妇女展现出的是谦卑而非高傲,关心而非冷酷,忠诚的服务而非奸诈背叛,这对于削弱战时日本士兵的野蛮残忍的僵化形象很有帮助。在许多美国人看来,这些日本妇女,尤其是从事服务工作的女性,似乎是在替国人赎罪。这些日本女性表现出的谦卑奴性和高度的女性气质有助美国人转变对种族敌人的态度,表示友好。

比日本女性还亲善的是日本的儿童,克罗克特在书中写道,这些儿童构成了“消弭占领者与夙敌之间屏障的最和谐的日本因素”。在占领初期,美国人遭遇了东京市民的紧张和冷淡,恐惧和幻灭的情绪遍布日本其他地区。战败的日本人认为美国兵不会放过他们,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但是美国占领军发现他们同日本儿童之间障碍很少。一个海军中士告诉克罗克特,当他们的军队进驻长崎时,居民都躲在家里,街道上几乎空无一人。但当他们穿过长崎的街道,却发现一些好奇的孩子躲在街角偷偷张望,而且很快又发现了更多的孩子。于是军队停下来拿出糖果分发,这个中士回忆说:“不知不觉我们已被孩子们围住了……那些大人们观察着我们的一举一动,发现我们并没用刺刀把他们的孩子四分五裂,反而对孩子们很友善,他们才知道我们并不像他们想象中的魔鬼,很快一扇扇隔板门滑动着打开了。”19459月的《新闻周刊》报道说,美国军人与日本人的友善交往很少,但却忍不住要分发糖果或食物给那些“非常可爱”的“大眼睛的日本儿童,不像他们那些了解战争的父母,孩子们对美国大兵一般少有恨意”。到12月,克罗克特到达日本的时候,孩子们向美国大兵讨要“巧克力”、“口香糖”的场景已成为日本占领区的典型画面,所有经历过的人都记得。克罗克特发现美国人来日本后最喜欢的闲暇消遣就是购物。令人喜爱的日本妇女和可爱的孩子们有助于引导美国人恢复与战败敌人的友善来往,除此之外,消费品也激励他们重新开始与日本的商业关系。《新闻周刊》的首篇对占领区美国人的报道名为《美国佬热购和服,热衷艺伎风俗》。美国人对纪念品开始了狂热的搜索,许多通讯记者和回忆录作家挖苦道:买些日本特色的东西肯定是“他们占领日本的首要目的”。克罗克特观察发现,无论是从华盛顿或是从位于东京的总部到京都的重要任务行动,最终都会变成“狂热的购物游”,美国人会购买些“便宜的白色丝绸和服,上面绣着精美华丽的龙纹和花饰……还有白色丝巾、手绢、睡衣和装饰桌布,上面同样绣着或画着富士山、艺伎、樱花和神社的鸟居”,还会买些其他也是专门制造的“外销品”

旅游业为美国驻军提供了另一种了解日本的途径。克罗克特说,美国人在占领区每天的商业活动中“冷静系统地考察”日本,从中寻找乐趣。在克罗克特看来,日本这个绵延1,500英里、景色优美、有着一千多年文化历史的岛国,似乎为了盟军人员的便利,已经将它能展现的最美的景致都进行了巧妙的处理包装。

克罗克特承认美国B29轰炸机给日本带来的重大损害,将日本满目疮痍的国土描述成“一个布满伤疤但容貌依旧清秀的女性脸孔”。这些疤痕并没有过分地减少她或是其他美国人对日本美景的兴趣——东方的亭台宝塔、绿油油的稻田、赏心悦目的艺伎,还有背在母亲背上的婴儿。克罗克特:第35页。克罗克特观察说,美国驻军在日本拍了很多照片,每个美国兵的“制服”里必备的不是装在枪套里的枪,而是装在有肩带的皮匣子里的柯达照相机、莱卡相机或是拍立得照相机。

美国占领军政府知道,有许多像克罗克特的美国人来日本时仍对这个新树之敌怀有深深的敌意和怀疑。盟军最高统帅部肩负着这个额外附加的任务,为了将日本纳入自由资本主义体系,它必须帮助其内部人员减少敌对情绪。应对这一挑战,盟军最高统帅部采取的一项策略是强调美国人应承担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职责使命。《我们在日本的使命》是美国战争部拍摄的教育片,要求驻日本冲绳和朝鲜的士兵都要观看,片中警告说“现在是我们大获全胜或是功亏一篑的关键时刻”,如果美国人“能解决7千万日本人”“盲从领袖”的问题,持久的和平就指日可待了。影片还强调,这个问题根源在于日本人的头脑,而他们的头脑从生理上来说与美国人的头脑没有什么不同——这意味着盟军最高统帅部反对科学种族主义。画面转切到一张全是日本婴儿的照片,镜头聚焦在其中一个,画外音解释说“出生时,他和别的婴儿一样,没有一个婴儿是生来就具有危险思想的”。但是日本人已经被“军国主义者”洗脑扭曲,认为日本可以统治全世界,而盟军最高统帅部的职责就是要对这些日本人进行再教育。现在要教导日本人让他们去思考、了解、讲述和倾听过去的种种愚蠢行为,教导他们拥护“一个我们知道必能带来和平的政府形式”。

教育片《我们在日本的使命》着重强调了美国在日本所起的教育作用:教化那些刚愎自用的日本学生抛弃“征服全世界”这种青春期愚蠢的梦想,转而拥抱和平。这就意味着美国大兵们必须意识到“征服者的英雄感是于人于己都不利的”,这也是美军在士兵的《日本指南手册》中所强调的。军方在手册中提醒美国大兵“即使在被占领的日本,主人的角色也是不恰当的。我们正在试图教育这些受权威压制的民众何谓民主,如果占领仅仅意味着换了一个逞威者,则毫无意义。我们的职责是让他们认识到‘滥施淫威’是不正常的,是错误的”。相关权威部门将会在法庭上审判日本战犯,所以手册中,军方训诫美国大兵“你们无权‘惩罚’日本人,不许凭一时冲动骚扰他们”。美国军人不应把日本人当作“劣等民族或群体”对待,要“尊重他们独特的风俗和传统”。军方在手册中还提醒美国大兵,作为占领部队的一员,他们就是“代表美国的非正式的外交官”,劝诫他们要像在国内一样,举止文明。在盟军最高统帅部国民信息教育部颁发的“新进人员指导手册”中,军方指出“如果我们不努力了解日本社会,就不能指望日本人接受我们带来的新思想”。因此在手册中,军方要求国民信息教育部的工作人员走出去,试着用富有同情心的观察和礼貌的询问多了解日本。

同样,盟军最高统帅部要求美国大兵们也多了解日本习俗,希望他们能爱屋及乌,尊重日本人,因为几个月前记者约翰·拉塞尔达写道,日本人“在军方宣传册中被描述成”“脚趾开裂的类人猿,应该被血腥屠杀……他们咎由自取”。现在美国士兵都得接受历时一小时的“作战科目”指导,例如“插花、焚香、婚俗、服装、茶艺和鸬鹚捕鱼”。日本手册不仅界定了美军驻日的职责是保护一个无抵抗能力的民族,还试图通过赞美他们的“木雕、漆器、景泰蓝等精美手工艺品”,培养美国人对日本人的尊重。手册简要描述了日本历史,给人的印象是日本人虽然在艺术方面具有天赋,但在处世才能和果断性的男性事务上则显得危险而无能。所以手册以两个穿和服的女孩放风筝为封面也就不足为奇了。

盟军最高统帅部重建美国人眼中日本人形象的策略与占领人员对日本妇女儿童的亲善反应不谋而合。最高统帅部的介绍指导材料极力宣传一种传统的观念,即女性和儿童是脆弱无助的,并要求占领部队为他们提供强有力的男性保护、介入和引导。将焦点放在日本人的女性气质和孩童心理——以及现实生活中的妇女儿童——这一做法使得美国人弱化了一般认定的日本士兵野蛮残暴的形象,使他们可以对日本表现宽容大量的慈父作风。同殖民地的家长作风不同,这一宽大的慈父作风旨在培养这个“落后的”国家快速成长,朝着民主政治经济发展。美国自由主义者们将日本看成柔弱无助的妇女儿童,将自己看成是良师益友和保护者,这样一来就缓和了他们对日本的仇视。在这一思想意识框架下,对日本暂时的保护和教育似乎变得合情合理又有必要。这一说法听上去合乎情理,甚至连国内的美国人最终也同意了,尽管有些不情愿。

当时在日本的美国人首先接受了这种观点,将自己良师的身份与享受日本服务及商品化的愿望相符合。最高统帅部鼓励观光旅游,认为它能为驻军人员提供有益的娱乐活动,也能提供一种与日本人友好交往的方式。因为是套在师徒这一概念框架下,毫无疑问这种关系通常是不平等的。由于在战争中溃败,日本人现在成了美国人的学徒。

在讲述美国对日看法由种族敌视到冷战同盟的转变时,一定要结合当时美国人在日本的见闻,否则整个事件会缺乏完整性。是这些在日本的美国人首先经历了这一转变,并将这一信息传递给了国内的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