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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科 | Books
在垂死皇帝的王国——世纪末的日本
  • I S B N :9787214072030
  • 作    者:[美]诺玛.菲尔德
  • 译    者:曾霞
  • 出版日期:2011年7月第1版
  • 定    价:23.00元/本
  • 淘宝链接

内容简介:

 

书名原文:In the Realm of a Dying Emperor

本书探讨了日本裕仁天皇临死的几年中,日本群众和官方对于战争及各种政治、哲学等等观念的逐渐转变。书中挑选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个人和事件,揭露了日本人民如何从战争宣传中清醒过来,寻找真正的正义和和平的过程。

作者简介:

 

作者是美国学者,著名日本史研究专家。

封 底 语:

 

那位被牢记为昭和天皇(意思是“阳光普照,和平宁静”)的人的死亡是历史的必然。唯一没有预料到的是他死亡过程的漫长与复杂。战后,日本颁布了新宪法,宣扬“君权在民”的理念,裕仁是在这部新宪法颁布后去世的第一位天皇。从他去世那一刻的以后40天时间里,日本政府为葬礼设计了一套精细、复杂的舞蹈。这套舞蹈代表了法制与神秘,体现了西方的现代和东方的传统,暗示了历史的进步和魅力,娴熟地掩盖了战争的残忍与罪恶,阐释了战后四十年社会的繁荣发展,迎合了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此时对天皇存在的理解已经从当代资本主义资本运营的角度来考虑了:股票交易要被关闭多少天呢?银行要被关闭多少天呢?政府办公室要被关闭多少天呢?说实话,即使银行被关闭,他们的计算机仍然保持高速运转,继续对世界输送血液。

    言:

 

8月份的日本,天空晴朗,但是因为亡者而气氛凝重肃然。新建的东京国际机场不停地吞吐着大批人群,数量惊人。他们有的奔赴关岛海滨或者夏威夷群岛的威基基海滩度假;有的飞往旧金山、洛杉矶和纽约采购一切物美价廉的商品——从餐巾纸到高档的路易威登名牌包不等。即使那些不能加入这个新的国际化潮流的日本人也加入了涌入乡下的大军,致使每年的这个时候,阳光普照的东京都要沉寂四五天。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这是盂兰盆节,民间称为鬼节,一个祭奠祖先,合家团圆的节日。几天以后,疲惫的人们又拖家带口,满载着大量交换来的礼物(几天以前,他们买了大量的礼物回老家看望家人)艰难地回到家。这种高效的传递亲情、品尝美味的串亲访友意味着送给老家亲人的礼物与从老家带回的礼物越来越难以区分。大自然就这样在城乡的交汇中快速向前发展。

不仅仅是民间习俗使8月份成为一个使人心情沉重的鬼节,86号的广岛原子弹爆炸,89号的长崎原子弹爆炸以及815号的日本投降都使这个月份显得沉重,使人们在这个月份焦虑不安,备受折磨。在这个月份,有那么多的亡灵需要安抚。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电视画面上有关这两个城市的原子弹爆炸纪念活动就已经大量减少。而长崎市只是在早间新闻和晚间新闻期间对此播报一下。然而,实际上,两大城市每年仍然举行悼念仪式:这里有穿着黑色衣服的受害者家属的代表;有戴着白色手套的官员;有激情的演讲、敬献的花圈和放飞的和平鸽。现在,仍然有极少数人把815日称作日本的“战败周年纪念日”,而不是更准确的“战争结束周年纪念日”。就在日本海对面的韩国和朝鲜,这一天被称作“重现光明日”或者“光复日”,是人们欢呼日本帝国灭亡的日子。1988年,生命垂危的日本天皇裕仁乘坐专机从他度假的行宫飞到东京,参加在一个大厅里举行的东京奥运会武术节目的开幕典礼。他仍然是战争的代表,对他和战争的相关讨论仍然被禁止。他的时代将随着他生命的结束而结束。但是,年号的更改会消除人们对战争的记忆吗?

1989年,日本新天皇即位,带着鼻音,缺乏魅力,但毫无疑问这也给他带来某种好处。作为一位储君,他苦苦等待的时间太长了,现在他终于即位。我不知道他在815日这一天会如何行动。在他第一次公开露面的场合,他大胆地表达了要“与你们一起”保护宪法不被破坏。这种表达引人注目,不仅因为它富有情感,而且还因为它使用了第二人称“你们”。这很令人吃惊,当然也具有说服力。这件事情之后,他就变得小心谨慎了。这一点也不出所料(因为,即使是天皇,他也会受到日本宫内厅的牵制)。

在我自己永恒的日历里,酷热的8月在地理和时间上都有特殊的意义:这是我的出生月份。我是一名混血儿,或者说“战争婴儿”(一位加利福尼亚学院准学生的父亲在我领着他和他女儿参观校园时如是说)。作为一名混血儿,我有机会乘坐大巴到远离家的美军基地上学,但是这也意味着,我的周围没有同学和玩伴与我交往。在短暂的乘车上学期间,那些受到女佣和司机服侍的美军基地的孩子们格外娇贵。他们很重视大人们的指令:不许喝他们(当地日本人)的水,不许吃他们的糖。而如果他们把这种敏感、微妙的情绪带入日本家庭,那是非常鲁莽的,所以我最好还是远离我的同学们,尽管母亲可以根据《烹饪的乐趣》做出美味的蛋糕(这是她为了取悦自己的美国丈夫而专门学的)。她邀请住在街对面的三个和我年纪相仿的堂兄弟以及隔壁的一位邻居女孩来我们家玩(她是我唯一的好朋友,直到两家为了6英寸的土地而争斗,我们才结束这种关系)。一般情况下,只要我父亲不在周围把他们吓跑,我们一直都会玩得很愉快。

8月份也是暑假的最后一个月。在这个漫长的、难捱的暑假里,我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读着那12本书,尤其是双语版的《小妇人》和那本已经磨损的现代丛书系列《简爱》。这一切都是因为我认识的日语不是很多;因为对于他们大人来说,把我送到学校图书馆太费事;还因为他们没有钱带我去出去玩。自从我父亲离开那个家之后(无论是因为他自己选择还是被迫离开,总之他走了),外祖父母贩卖欧美明星黑白照片的生意在电视和彩色海报的冲击下越来越不景气了。

也是在8月份,那年高中毕业后,我顶着骄阳离开日本。洛杉矶的天气也异常燥热。我父亲和他从苏格兰移民过来的母亲在原始的棕榈树下已经生活好几年了。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了我的美国亲人。他们问我想先去哪儿参观,迪斯尼乐园?大学?还是洛杉矶森林草坪?为了让他们高兴,我选择了首先去墓地,最后去大学。

从此以后,8月就成了告别的月份。在外婆狭小的家挤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后,终于一个早晨,我默默地乘车来到机场,然后飞越太平洋和阿拉斯加山脉,回到了位于大都市的我的家。曼哈顿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以及密歇根湖湖区的浩瀚再次呈现出冰冷的超现实,而我乘坐着飞机悬空在这个同等荒凉的天上和地下。

1988年,我带着儿子、女儿,身后跟着丈夫,重新回到了在日本的外婆家。我们一家四口占据楼上的两个房间,要在这儿住一年的时间。这座房子是在原来我出生的那座房屋的旧址上重新建造的。在20世纪60年代,由于美国当红演员罗伯特·福勒(Robert Fuller)和埃里克·弗莱明(Eric Fleming)所出演的影片广泛流行,以及佛朗哥·泽菲雷里(Zeffirelli)所导演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大获成功,外祖母贩卖这些影星肖像和电影海报也赚了一些钱。利用这笔积蓄,他们建造了这所房子。我的母亲和外婆就是准备利用这所房子来欢迎我大学毕业归来。但是她们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放我去美国不可避免地意味着一位美国女婿的出现。

这所房子勉勉强强容纳下了我们一家四口标准的美国人身躯。他们三个人——母亲、外婆、外公,就像母亲所说的,年龄加起来超过了230岁,蜷缩着他们本来就很瘦小的身材,挤进一个更加狭小的空间。最终,我们住进来了。

我提醒自己,这次回家不可避免地要有人情世故。我必须再次成为女儿、外孙女,甚至侄女。这是一次重续亲情的历程,而且这一历程必须要持续到年底。只有到年底以后(即我重新回到美国的家以后),我才能够重新恢复我的烹饪才能,在午餐时间就午间女性节目或者前天晚上不得不出席的招待会上的报告与家人亲切地侃侃而谈。在日本,外婆甚至不愿意让我洗碗,表面上的原因是怕我把碗碰坏,实际上是不想让我再为日常家务操劳。她说,在那边(美国)都是你一个人干活,在这边虽然我们老了,行动有点迟缓,就像破锅配破盖儿,不能保证干好一切事务,但是好歹我们是两个女人,可以一起干。她的固执己见,她的宽宏大量,让我很无助。人生的定局让我无能为力。似水流年,我再也无法找回已经逝去的,家人那种溺爱、宽容的时光了,更别说重回从前在花园掩映的房子里的美好生活了。专家预言说,在土地和房屋层面,波涛汹涌的投机行为会把日本变成一个美国式的、对抗性的社会。外婆抱怨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Nakasone)奉迎里根总统和其他美国政要。虽然她不承认,但是实际上她一直在闷闷不乐地担心她还能在这块生活了一辈子的地皮上住多久。像许多东京市民一样,外祖父母拥有他们自己的房子,但是没有房子下面土地的所有权。现行法律准许承租人出售他们的租赁权,他们可以从中获得70%的收益。外婆的担心不无道理:随着外公进入百岁,房屋的产权户名最终要更改;拥有他们家那块地所有权的寺院将会把土地租金提高到令人眩晕的市场价,然后他们被迫出售房屋所有权,在此过程中他们还要付出高昂的税费。

街对面,在母亲伯父的房子旁边(现在那所房子空着,曾经参加我的生日聚会的三位堂兄弟已经成家立业,搬出去了),一辆推土机正开进来,清理邻居的旧房子。那块地很小,和我叔父家的大小差不多。他家的房子不包括厨房和淋浴间只有三间房屋。买下这块邻家土地的开发商准备在此基础上建造一座有八个单元的公寓大厦。而在这个旧街区,沿街两边松松散散地坐落着许多一两层高的房屋。这座这么多套房间的公寓大厦挤在中间,格外扎眼。高税费让日本大多数的儿子们无法继承父亲的房屋继续住在老宅。他们把房屋卖给开发商,然后再在距离东京两个小时远的郊区买房。他们带到那儿的不仅是自己的家庭,还有旧有街区上升的房价。在全日本,土地价格一直呈螺旋式上升,现在已经波及到市郊。在这个台风、地震频发,山脉遍布的群岛国家,人们最后会退居到那里呢?人类可真是够狂妄的!竟然在东京的心脏地带新宿区造起高耸如云的高楼,在东京湾的土地上建起大厦(通过向已经令人窒息的海湾里倾倒垃圾形成一块土地)。

街道对面的推土机隆隆作响,所产生的振动传递到了我和女儿共同使用的桌子上。这里有外婆的花园,她熟知每一丛灌木,每一片野花。她说:你还记得你在长崎的姨妈高中毕业时栽种的山茶花吗?还有我们一起从箱根镇(Hakone)爬山回来后栽种的草莓和天竺葵?外婆栽种的树木为邻居送去了清新的空气,她栽种的花草为路人带来了花香。如果她的花园没有了,还能在这钢筋水泥的居住环境里找到一抹亮色吗?

日本东京生活消费指数的变化仍然会在全国引发首先的震动。许多年前由稳定的汇率(1美元等于360日元)所确保的稳定生活已经结束,这种日子一去不回。20年前,这个象征着美国永恒的世界秩序的汇率换算等式被废除了。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一个稳定的数学等式来替代它。这次回来,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才抑制住不立即去兑换货币。东京的消费水平让我沮丧,例如一张电影票12美元,5个苹果4美元。于是,我就选择买在亚洲其他地方制造的3美元一件的T恤衫。由于一时对勤俭节约美德的抵制,我一下子买了一打,结果都不能穿。就这样,以这种方式,我试图进入美好的中产阶级生活的外圈。

这儿的景观完全不同于美国早期天堂似的生活:色彩柔和的大房子,四周环绕着铺有阿斯特罗特夫耐纶草皮的(Astroturf)绿色草坪,房子的后面连着迷人的游泳池。世纪末的日本没有空间容纳任何色彩斑斓的大房子。但是这儿有其他方面不可思议的补偿——蔬菜水果绝对的一流!白萝卜像珍珠一样白,又鲜又脆;玉米棒颗粒饱满,味道甘甜;西红柿鲜艳欲滴,味道甜美。至于水果,那就更不用说了。现在是芝加哥秋季的开始,我能够想象,在我的出生地日本,蔬菜水果基地生产的四种梨子色绿、汁多、脆甜;诱人的无花果随着它的紫色加深让人流连忘返;它们下市之后,还会有十多种苹果,和富含维生素C、并被认为能够降血压的、味道甘甜的柿子上市;最后上市的是汁多、无籽儿、容易剥皮的橘子——据说这种橘子在双边贸易中甚至阻碍了加利福尼亚橘子的销售。这种橘子可以持续一个冬天。春天,水果的品种相对单调一些。市场上会有一些国产的柑橘和进口的佛罗里达柚子,一直持续到夏天的水果上市,如草莓、枇杷、葡萄和桃子。

但是,这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呀!我并不仅仅指一个小甜瓜卖到20甚至50美元(我外祖父母居住的周边地区消费水平相对较低,卖到20美元)。农民恐怕从来想象不到农田里的农药投资会有这么好的生产效果。我听说日本人均农药的使用是美国的10倍。但是,即使不考虑这些农药对健康构成的潜在威胁,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还有其他危险。因为在这里,饮食考究并且具有无私自律精神的消费者被告知,他们需求,也应该得到,并且能够得到现代社会所提供的最好产品。

在日本,与其他地方一样,晚期资本主义的诱惑充满了讽刺;日本国民与其他地方的国民一样对此似乎也不在乎。经济的普遍繁荣在表面上强化了社会的同质性:这里既没有明显的压迫者,也没有不雅的受害者。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似乎更容易停止他们的怀疑批判精神。而大自然,似乎是人类可以信赖的侍从,被迫向人类提供比以往更加独特新颖的服务。电视上,以瑞士的阿尔卑斯山脉美景、撒哈拉的沙漠风光,或者以当地绿树掩映,鸟儿嬉闹的池塘作为背景,画面最显著的位置则正在推销人寿保险、跑车和各种饮料。上哪儿还能找到这种池塘美景呢?我不禁想起曾经与一位电影导演和一位专门出版发行有关各种捕鱼、垂钓书籍的出版商的谈话。他们认为现在在日本已经很难再拍摄到这样的池塘美景了。在政府的鼓励下,沿海公路铺设起来;国家、地方自然保护区变成了高尔夫球场和滑雪胜地,原始自然风光也因此越来越少。似乎是为了赶上并超越这一现代化进程,商业广告以蔬菜水果生物技术继承人的身份自居。受这些广告的影响,我母亲的购物袋鼓鼓囊囊,装满了精致的小胡萝卜,而这些小胡萝卜就种植在翠绿的西兰花菜丛中。

几年以前,在资本横行的地区,高涨的房价有效地终结了绝大多数工作者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家的梦想。日本的国土大概相当于美国的一个加利福尼亚州,人口却超过了美国人口的一半,并且日本人口的绝大多数拥挤在2%的可以居住的国土上;而且在这个国家,人们工作之余的休假和正常上下班时间的安排几乎都是一样。每到新年和盂兰盆等节假日(越来越多的国际舆论认为日本的工作习惯不公平,具有欺骗性),都会有全国性的大迁移。人们试图走出狭小的公寓或者简陋的租赁房去换一换新鲜的环境(这些租赁房诱惑它的主人陷入租赁的困境)。由于城市空间有限,人们没有其他更美好的休闲方式,于是工作就变成了一种被迫的娱乐活动,也因此导致家庭成员亲密关系的缺失。在日本,每一天的生活都被填充得满满的,人们紧张、忙碌,日子被挤压得几乎崩溃。

对于年轻的工作人员来说,在年长的、工作时间更长的前辈离开之前就下班很不得体。无论如何,从一个工作场地(例如办公室)到另一个工作场地(例如酒吧)的距离要比充满了馊味的火车行程近得多。火车之所以有馊味,是因为火车上挤满了喝得烂醉的男人和职场女人,他们呼出的难闻气味充斥着车厢。这些职场女性一般都是一些年轻的、二十多岁的大学或大专毕业生,尚没有结婚生子,成家立业。她们在职场上打拼,积累积蓄,过着独立的生活。

周末,绝大多数男士忙于喝酒聚会,绝大多数高层管理人员忙于打高尔夫球,以此种方式消磨掉他们自己的自由休息时间。这种被迫的社交活动都是由工作支配。难怪日本的孩子们不愿意承认他们的父亲。这些父亲们由于在家庭生活中习惯性地长期缺失,渐渐发现家庭中已经没有他们的位置。日本一个午间电视节目讨论了一种父亲“拒家”综合征。这是根据有些孩子“拒校”综合征命名的——这些孩子们整月、甚至整年赖在家里或床上而不去学校。对于那些患有“拒家”综合征的男人们来说,他们在家庭中的位置已被孩子们取代,尤其是那些正面临升学考试的孩子们,因为他们需要母亲全身心的付出、照顾。在有些情况严重的家庭,丈夫甚至产生幻觉,开始往返于工作场合和医院,直到最终完全拒绝回家。

目前,这种现象主要存在于女性电视节目中的社会丑角身上(Harlequin,指意大利、英国喜剧中身穿五颜六色服装的滑稽角色)。在这种电视节目中,他们常问的问题是“你是否正在把你的丈夫推向‘拒家’综合征的境地?”。但是无可争辩的是,日本家庭主妇能够高效条理地把家收拾得井井有条,而且较少受到孩子气的丈夫存在的干扰。这完全不同于50年代的美国主妇们:她们的丈夫除了去教堂,参加家长教师联合会(PTAPTA是“ParentTeacher Association”的缩写,意思是“家长教师联合会”。——译注)或者外出参加童子军活动童子军活动:童子军的形成最早源于1907年在英格兰棕海岛(Brownsea Island)上举行的一次实验性营区活动。该活动的组织者贝登堡把自己童年的一些户外活动经验和在军队时训练士兵的一套经验方法用于训练20名十几岁的男孩,结果深得受训者的喜爱。这次活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由此便发展形成了今天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青少年运动。童子军运动的目标是:帮助青少年增长知识,掌握技能,完善自我,使青少年成为有责任感、能自立的公民与未来的领导人。——译注(Scouting)外,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家里。现在在日本,雄心勃勃的日本女性在孩子小学四年级时就开始给他们报名参加各种补习班,希望他们能升入一所理想的初中。即使这个母亲没有那么大的雄心,或者她的孩子已经被认为没有前途,在小学阶段她不给孩子报名参加补习班,但是这个补习班的学习过程最终也会被推迟到初中升高中阶段。

对于孩子和母亲来说,这个过程极其艰难。大多数母亲为此奉献了自己的人生。那些足够幸运能让孩子进入重点补习班的母亲们,在周六下午或者周日也要参加她们自己的各种学习班,因为此时她们的孩子正在补习班忙于复习、消化、测试在学校狼吞虎咽的知识。这些母亲被告知,她们应该试着接受一个事实:在补习班初期,孩子们完全没有学习的欲望。这很正常,这种情况至少会持续一个月左右,直到这种补习班生活变成一种习惯或者常规。那些家境不太显贵的母亲们也是力所能及地为孩子们奉献自己。如果她们住在郊区,她们会带着热气腾腾的快餐,开车把孩子们送去参加各种补习班,晚上陪他们熬夜学习,为他们做一些午夜点心,帮一些小忙(我向一些朋友暗示,日本广泛盛行的令人怀疑的母子乱伦现象可能与这种升学考试学习有些关系,他们说那不无可能)。

在日本,家长对孩子的唯一期望就是学习。这种强加的、被迫的学习显得冷酷无情,已经使学生产生了从厌学(如“拒学”综合征)到恐惧等一系列问题,再加上麻木、疲惫的老师们威胁或忽视他们,很多时候会导致学生自杀死亡。作为补偿,孩子从一出生就难以置信地得到了大量的、精致的玩具;一旦他们上大学,参加工作,就可以到加拿大、美国和瑞士等自然风光迷人的人间天堂旅游了。像日本成年人一样,日本的孩子们也喜欢储蓄。从小学六年级开始,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就可以购买任何想要的商品,因此像成年人一样,他们开始打理自己的银行账户。

对于日本人来说,在他们生长的这样一个社会,最重要的,也是唯一一个可以信赖的自由就是可以自由地购买无比精良的商品:从比利时或者中国进口的蔬菜填补了国内精品蔬菜供应量的不足;咖啡里的用糖和茶水里的用糖独具个人特色,外观包装新颖独特;从欧洲进口的名牌衣服、手表和钢笔充斥市场;以及最近向富有人群供应的豪华轿车(但是他们买不起房屋)。可以料想,由于根据自己的意愿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的梦想无法实现,这使人们对不可预知的未来产生厌腻,那么对“自律”的服从和对“自由”的实践会继续在消费领域产生混乱但有益的碰撞。因为,一方面,物质生活的充盈富足证明了日常生活中的极度自我牺牲是值得的,这意味着对物质的档次和质量方面会持续地有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强加在男人、女人和孩子们身上严肃简朴的生活制度对于社会大众在大量奢侈的物质面前保持自律约束很有必要,对于确保非生活必需品的可持续性生产很有必要。最近在日本,已经变成一种生活习俗的消费在兴起的身体保健方面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达——这种情况在美国也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结果就是日益出现的各种水槽,尤其是日常洗头盆和电动坐浴盆(日本文化历史上就沉迷于洗浴)被买回家,塞进已经拥挤得几乎爆炸的生存空间。

 

回顾过去的生活方式,目的是希望自己找到回家的感觉。再次回到日本期间,我经常要到一个购物商场购物。这个商场所在的街区是我的祖父母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但是1945年,在美军炮弹的密集轰炸下,他们从这个地方被疏散到了乡下。现在,这个购物商场的屋顶安装着漂亮的、可以滑动的塑料遮阳板。商场两边的街道林立着许多商店:有小本生意店、繁忙的麦当劳餐饮店和专门经营电视机、电饭煲、摄像机、电池等电器产品的连锁专卖店,价格要比东京秋叶原地区的低。这是一个童话式的世界电器中心。听着乐曲《喷泉下的许愿(Three Coins in a Fountain)》,我在摆满了透明树脂玻璃盒、各种玻璃球以及其他诱人小饰品的礼品店前流连忘返;在挂满代表日本传统和服,圣诞期间可作为礼物寄回美国的和服商店驻足观看,在价格极低的儿童服装店买了一条童裤。记忆中的、对这种购物形式的沉迷在我身上慢慢地、逐步地苏醒了。在这儿可以听到男店员傲慢的吆喝声,可以见到各种能够品尝的水果布丁的样品,可以闻到翻炒的茶叶浓香——这么多可以买卖的商品!这是导致美国贸易赤字的神秘营销制度的鲜活例证。

对祖父母和母亲所生活的商业社会的回忆使我心中萌生了归属感。母亲需要从照顾她父亲的这项专门工作中解脱出来,换一换新鲜空气,恢复精神气色。我的外公性格暴躁、专制。有一次,他在凌晨2点回到家,发现外婆为他做的米饭糊了,竟然把一个盘子砸碎在外婆头上,而且当时她正怀着他的第三个孩子——我的姨妈。尽管当时外婆有孕在身,她除了要经营生意以外,在没有自来水和煤气的情况下,仍然要继续为住在家里的五个工人做饭、清洗;外公还曾经拿走5000日元从家里跑出去鬼混,这是他在家庭收入不景气的时候偷偷攒的私房钱;在家庭收入有所好转之时,他还供养一个情妇,为那个情妇镶了一副假牙,而且他愚蠢地把这些丑事记在日记里,后来被他妻子即我的外婆发现了。但是,有一点我应该提到,在80来岁的时候,他受到表彰,因为他“奉献了60年的时间向日本推介西方的电影”。

50多岁时,外公患了严重的高血压。于是,外婆和我母亲第一次有机会染指他的权威。家庭医生警告他说,如果再喝酒,可能会一头栽倒,再也起不来,这不是危言耸听。闻听此言,我的外婆立即改变早餐的饮食风格,形成了恒久不变的早餐:花生奶油烤面包、脱脂奶粉和新鲜水果,而且外婆在烹饪的过程中有意识地大量减少对酱油的使用(酱油促成了日本菜肴的主要风味,在饮食中被大量食用)。然而,还有其他方面的挑战。在家里禁止他吸烟是一回事,而在外面禁止他吸烟是另外一回事。他每天要外出工作,前往繁华、拥挤、俗丽的商业娱乐区,来来往往穿梭于米高梅制片公司、华纳兄弟制片公司、电影杂志编辑、中间商、零售商等各家单位的办公室。在此期间禁止他吸烟是非常困难的。最后,她们决定派人跟踪监督外公。这个艰巨任务通常落在我母亲的肩上,偶尔我的那位现在住在长崎、当时尚未结婚的姨妈也会做这种事情。由于缺乏经验和谋略,她们只是简单地戴一副眼镜把自己伪装起来,然后艰难地倾尽全力追赶外公巨大的步伐。当然,只有当他在火车站停下脚步或者在一个专卖香烟的偏僻角落里吸烟时,她们才能赶上他。对于外公来说,饮酒也是一项类似的、难以解决的难题。

最终,她们不可避免地转移了注意力,去监视外公对纸张的特殊迷恋,尽管它的价值很小,也不会危及到身体健康。外公收藏了很多从餐厅拿回的餐巾纸,从电影公司拿回的海报,以及从出版商那儿拿回的各种型号的信纸和纸袋。这些东西被拿回家,大量堆积在一起,摇摇晃晃、极不稳固。40年以后的今天,外公的手纸、餐巾纸连同他的牙膏和香皂都只能是定量配给。不分白天和黑夜,母亲把她大量的精力都用在防止她的父亲偷纸这件事情上了。夜里,母亲给外公定好表,在凌晨132205期间叫醒他,让他搽鼻涕。我的母亲开始患有骨质疏松症,但是她坚持认为40年坚持不懈地食用脱脂奶粉让那位老人——她的父亲——的身体变得异常强壮。我从商场买回糖果和毛衣,尽可能以此分散母亲的注意力。

几年以前我才和外公开口说话。大约几十年前他有意识地,有选择性地失聪,拒绝倾听外面的世界。后来他真的失聪了。他的世界几乎成为铜墙铁壁,任何外部的声音和思想都很难进去。与家人的交流沟通除了通过剧烈的手势,还得通过书写。当看到他的妻子,我的外婆,用巨大的黑色字体显示她的愤怒时,他像石雕一般保持沉默,直到他被激怒,才大发脾气。自从有一次他专横固执地摆脱照顾他的家人,突然闯入东京生机勃勃的混乱世界以后,他的活动范围就大幅缩小,受到严格限制。每个星期天,我母亲都要为他制作下一个星期的活动图表。实际上,这些图表都是一样的,在一栏栏纵向的、以小时为单位的、规定好的时间段上面水平地标注出下个星期的每一天活动安排。而外公自己则在空白处画圈,表示他一天四次的锻炼活动的结束。他的锻炼活动其实很简单,就是从他的房间出来,经过放有我们的书本和外衣的走廊,再经过厨房,穿过客厅,然后再回到他自己的房间。这个距离我们常人20秒钟就走完了,而他每一圈都要花费十多分钟的时间。

随着外公身体状况的恶化,他的这种活动范围也在缩小。他躺在床上,因为背疼而呻吟,甚至尖叫,使得外婆一刻不停地服侍他。这是新增加的病,经过这么多年坚定、可靠、令人厌恶的锻炼活动之后,他居然还得这种病,真是让人吃惊。在他做锻炼活动时,他看也不看地就攻击他的女儿即我的母亲。当时,我就应该猜到那副脏兮兮的躯体里所发生的变化。这种攻击充满了漫无目的的随意性和恶毒的准确性,令人震惊。随着身体状况的恶化,在他的啜泣声中,这种漫无目的的随意性越来越明显,恶毒的意图越来越弱小。这个衰老的过程很明显:他最终会失去表达的愿望,然后失去表达的意志,最后失去把声音转变成有意义的语言的能力。但是在他疾病发作的间隔期间,他仍然能够攻击他的曾外孙——我的儿子。我们在日本停留的最后期间,外婆沿着桌子的中间系了一条紫色的丝带,企图把他们二人隔开。尽管如此,二人之间还是会发生小规模的领地冲突:一边拿着绘画本、彩笔和玩具汽车,另一边拿着

成摞的旧日历和装有废弃电池的助听器,互掷对方。在休战期间,外公就看他钟爱的电视节目:一个电视剧,讲述一位年纪相当大的英雄遭到逮捕,但是他聪明地解决了很多谜团,最后报复了全日本的其他人。这个电视剧不厌其烦地、一遍一遍地重播。它也是晚年裕仁天皇的最爱。

1988919,裕仁天皇的身体终于病垮。外婆对他充满了同情和怜悯。在年龄上,裕仁处于我的外婆和外公的年龄之间。(我应该提示一下,在日本,直接称呼天皇为“裕仁”是很尴尬的行为,日本人从来不会这么亲切地提起天皇的名字。但是在英语里,直呼姓名是一种很平常的标准用法,显得很中性。日本的媒体报纸对天皇标准的称呼是“天皇陛下”,这是一种正式的官方用语。“裕仁”这个名字一方面承载着战争时期人们对它的指责谩骂,另一方面同时也承载着战后人们对它友好的屈尊俯就。)上一年,经过一次前所未有的手术之后(人们曾经就手术刀划在天皇的玉体上是否合适有过大量的争论,最后还是决定要做这个手术),我的外婆认为这位天皇老人最终会被遗弃在皇宫里,沉醉于他所钟爱的植物学和海洋生物学里。在日本,病人本人是不会被通知病危的。外婆相信针对天皇病情的温和诊断是媒体有意努力传播的结果。自从战后被赋予选举权之后,外婆天真地、狂热地支持反对军国主义的社会主义运动,尽管如此,她并不赞同社会主义的信条。

919号以后的每一个星期,每一个月,日本民众每天都会得到有关天皇身体出血,输血的相关报道。Toketsugeketsu这两个相当不常用的词语进入了官方词汇。因为这两个术语处于模糊的区域,它们比术语“吐血”和“直肠出血”更严重,更可怕,但是没有“咯血”、“黑粪症”这两个术语更客观,更超然。在整个秋天,自从天皇第一次戏剧性地出血(Toketsu)以后,每家报纸都开辟了专栏,专门报道天皇每天出血、输血、体温和脉搏的数值。截止到三个半月后的去世时间,天皇已经输血31000cc,大约30公升。我听说,但不是很确定,每升血花费170美元。于是吸血鬼的玩笑开始在民间流传。后来,报道天皇生病和死亡的媒体评论员们发现对“geketsu”这个词的使用等同于第二次发表《人间宣言》19461月,在美国监督下,天皇发表了《人间宣言》,强调天皇与国民间的纽带既非产生于神话和传统,也非来源于天皇是“现世神”、日本民族优越于其他民族等虚构观念,从而否定了天皇的神格,天皇从神变成了人,天皇的地位从“国家元首”变成了“国家象征”。——译注(即天皇从神变成了人,消失了神性,具有了人性)。

对于日本天皇来说,他的朝代的名字是他死后谥号的名字。日本公民的出生和死亡,以及其他国内、国外重大事件的日期都是用这个朝代的名字和纪元表达。天皇在世时,没有人使用他的名字(他只被称为天皇陛下),而死后他的名字与他密切相关。于是,西方非常熟悉的天皇“裕仁”在198917日就变成了“昭和天皇”。而18日出生的婴儿庆祝了“平成”纪元的开始,这是现任天皇的国号,也是他死后的谥号。

那位被牢记为昭和天皇(意思是“阳光普照,和平宁静”)的人的死亡是历史的必然。唯一没有预料到的是他死亡过程的漫长与复杂。战后,日本颁布了新宪法,宣扬“君权在民”的理念,裕仁是在这部新宪法颁布后去世的第一位天皇。从他去世那一刻的以后40天时间里,日本政府为葬礼设计了一套精细、复杂的舞蹈。这套舞蹈代表了法制与神秘,体现了西方的现代和东方的传统,暗示了历史的进步和魅力,娴熟地掩盖了战争的残忍与罪恶,阐释了战后40年日本社会的繁荣发展,迎合了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此时对天皇存在的理解已经从当代资本主义资本运营的角度来考虑了:股票交易要被关闭多少天呢?银行要被关闭多少天呢?政府办公室要被关闭多少天呢?说实话,即使银行被关闭,它们的计算机仍然保持高速运转,继续对世界输送血液。

裕仁身体崩溃但是又不立即去世的现实意味着社会的创新活力受到压制的时间要比预料的长得多。官方以及媒体每天都虔诚地向这个岛国的民众汇报天皇的病情,这激起并加强了一场精心策划的、大规模的社会活动——“自制”(selfrestraint)或者说“自律”(jishuku,一个新近流行起来的日语词汇)。有些当事人对他们遭受的某些损失并不感到遗憾,例如商业圈删除表示好日子的恰当词汇,或者政治人物为募集政治献金所举行的招待会上禁止饮酒。但是,秋季通常是一个重新焕发活力的时间,各种商业和其他社会活动开始从严酷的七八月份苏醒。当邻近的节日一个接一个地被取消,甚至11月份的婚礼也被迫取消时(这是一个适合结婚的月份,也是人们喜爱的结婚月份),人们一定程度上感到遗憾、失望。在学校,因为没有表示比赛开始的枪声,比赛也变得死气沉沉。但是,有一点不应该让人感到奇怪,社会上这种压抑的自律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并不均衡,例如塑料面具、人造珠宝的生产制造厂商和向五彩缤纷的货摊提供金鱼的厂家,与婚礼宴会以及其他节日宴会的负责人所承受的经济损失就不一样;他们与专门运送娱乐圈人员的出租车司机在此期间所承受的经济损失也不一样。就像吸血鬼的玩笑一样,这部分人的困扰在官方控制的舆论里显得极其次要。

除了国家所推动的“自律”行为,社会还为天皇逝世的那天做了很多准备:电影剧院咨询百货公司是否关门歇业,如果关门,要关门多少天;或者能否继续保持开门营业,如果继续开门营业,那商家如何表示哀悼。体育设施部门向电影剧院寻求咨询,最后它们做出决定,在宣布天皇逝世的那一刻,将对观众的行为举止进行指导,对依赖于比赛局次的体育比赛状况进行监督。政府控制下的日本广播协会(NHK)领导的电视台对于天皇逝世后到底要抽出几天时间播放专题节目有少量的争吵。他们认为除了播放记录天皇晚年丰功伟绩的纪录片和播放记录他的儿子——新天皇长期作为皇储的纪录片以外,自然风光片在此期间将是电视节目的主要素材和风格。长波调频电台也准备了巴赫和贝多芬那低沉、风格阴郁的音乐。而且大多数的这些准备已经提前几年进行。现在,在“自律”阶段,这些准备进一步被扩充和精细化。

除了电视节目,为那个特殊时刻所做的大多数准备结果证明都是多余的。昭和天皇的病情一直从棒球赛季延续到新年。17日,也就是星期六的早晨,他们公布了裕仁天皇去世的消息。直到下个星期的星期一,学校一直处于休息状态。对于商店来说,假日的繁忙就要结束。这一天是新年第一个星期的最后一天,正是神道教神社收集善款的重要时期。毫无疑问,神道教根本不会听天由命,任由天皇去世这样的情况影响他们的收入,因为在1988年的最后时期,国家神道教的宗教领袖们已经小心谨慎地宣布,万一不幸的情况发生(即天皇去世),神道教仍然会接受教民们的新年祝贺(即向神社捐献钱财作为新年贺礼)。像其他许多宗教一样,神道教也憎恶鲜血和死亡。作为天照大神的直系子孙,天皇自然是神道教的最高祭司。尽管如此,神道教也不会为了天皇的去世在新年期间放弃向民众销售为即将到来的蛇年准备的箭和护身符。

在这个最重要的日子里,“自律”或者说“自制”意味着火车站、汽车站等公共运输场合持续不断的广播尽可能地最少化;正在营业的商店要关闭霓虹灯,工作人员戴上黑色的袖章,并播放巴赫低沉、哀婉的乐曲。这位“彰显和平”的天皇去世的前几年,战争给他的国家带来的伤害和痛苦从持续不断的、耳闻目睹的快速经济繁荣中得到缓解。天皇直肠出血显示了他是人,而非战争时期所宣传的神,彰显了他的人性,而非神性。

日本的报刊、杂志等新闻媒体仍然在“菊花禁忌”的咒语下报道天皇逝世。20世纪60年代右翼分子袭击了他们认为触犯了天皇尊严的作者和出版商之后,“菊花禁忌”进一步形成并且具体化。新闻报纸在报道天皇生病和死亡时所使用的语言显示了这个禁忌所持续的压制力量。在报道天皇死亡时,除了冲绳的两家地方日报和日本共产党的党报《红旗》以外,日本其他所有的报刊杂志都使用了同一个词“hōgyo”。根据标准日本语词典,在日本只有四个人可以使用这个特殊的、表达去世的词语:他们是天皇、皇后、皇太后、太皇太后。所有其他日本人,甚至所有其他人类去世时,在语言上都只能使用普通的、表达去世的词语。在新闻媒体的圈子里,对于是否非要使用这种特殊语言来彰显天皇死亡的绝对与众不同一直存在相当大的争论。

但是,是否用表示行为和物体的特殊敬语扰乱报刊文章的平铺直叙,直接牵涉到天皇和他的家庭。像许多语言一样,日语在表达社会阶层的差异方面高度发达。各种前缀、人称代词和动词词尾完全根据交谈双方的社会身份和地位不同而不同,例如,根据交谈双方是母女关系、或者是婆媳关系,或者是父子关系,或者是不同年限的同事关系,或者是老师和学生父母的关系,或者是销售人员和顾客的关系(无论他们是肉贩和家庭主妇的关系,还是饭店大堂经理和就餐者的关系,或者银行经理和公司总裁的关系)等等,他们将使用不同的词语前缀、人称代词、动词词尾。当然,对于同年龄、同性别、同地位的人群,他们也有一套自己的语言,加强而不是否定了他们之间细微的等级差别。从日本到美国以后,我曾经不愿意用英语和成年人说话,尤其是老师,因为英语的“you”听起来是那么直白,那么平淡,那么平等,具有冒犯性。现在,几十年后,重新拜访日本,我发现周围人们的语言都是那么地压抑、刻板和谦卑,或者说日常事务中,我所使用的语言凸显得那么傲慢、自负,与此同时,又意识到人们之间所有可能的亲密关系都内嵌于这种语言的暴虐中,这让我很厌恶,陷入了一种困境,就像桌子腿失去了原有的支撑意义。与外婆谈话可以不使用敬语,对我来说,这是一点小小的特权和奢侈,但是与外婆弟弟的妻子,也就是我的舅姥谈话,必须要使用敬语。

当代日本文学的成就之一就是发展了一种看似中性的语言模式,使诸如身份、性别等的区别最小化,抹去了距离和亲密。在报道天皇生病、去世的这件事情上,日本新闻报纸一再重复使用针对皇室的敬语,所以新闻报刊客观、中立的文风无法挽回地受到了损害。这也难怪,尽管他们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反省,但新闻记者们还是一致地用“hōgyo”这个词报道天皇的去世。

并不是说只有他们这一群人自贬身份,低声下气。例如,社会上还有那么一群人,他们迷恋皇室,根本不相信,也不遵守政府宣扬的“自律”。他们甚至在天皇生病流血期间以及病逝以后成群结队地涌向皇宫,签上自己的名字,表达他们的祝愿和伤心。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别人都在这样做;因为这样做可以上电视;因为他们这些年轻人把天皇看做一位和蔼可亲、身体虚弱的老人。他是他们的偶像。并且他使他们想起了一位最近刚刚自杀的青少年偶像。当然,这儿也有一群愤世嫉俗、玩世不恭的犬儒主义者们。他们把音像出租店的货架扫荡一空,因为他们认为天皇是死是活与他们没有任何关系,而电视上虔诚地,一遍又一遍地播放有关天皇生病死亡的画面让他们觉得极其无聊,难以忍受。

我感觉不信奉这些社会习俗的旁观者和那些自信的愤世嫉俗、玩世不恭的犬儒主义者们加起来要比那些跪在皇宫外面,悲伤地掩面哭泣的皇室追随者们要多(这真让那些大都市的同胞们感到尴尬);也比那些开着刺耳鸣笛的卡车到处行凶施暴的极端右翼分子要多。对于后者,我也感到很害怕。他们的恶行令人发指:他们致残甚至杀死一些反对军国主义的、对天皇持有异议的不同政见者。这些暴行几乎扼杀了持不同政见者脆弱的冲动和斗志。那些老于世故的犬儒主义者们并不明白,他们无法通过自主选择来摆脱社会的制约:他们屈从于剥夺了他们自己童年快乐的教育体系,通过一个学校传给另一个学校的秘密学生档案记录,又把自己的孩子扣为教育的人质,进一步加强了这种残暴的教育竞争体制。当他们这样屈从于日本教育时,当他们向那种强迫性的、墨守成规的工作和上下班日程投降时,他们已经成为这种强制性的、类似纸牌的社会游戏的参与者,只不过天皇这张牌是这种游戏中的“joker”——大王而已。

并不是如清高的知识分子们所指出的那样,认为当今的天皇甚至天皇制度存在的唯一职责就是负责国家事务。与国家宣传机器的宣传正好相反,当代日本天皇制度的建立很难说得上久远。19世纪,日本政治家伊藤博文(Itō Hirobumi)悲叹日本缺少能够向国民提供精神动力和行为准则的本土信仰体系,协助日本快速进入西方式的现代化。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方式就是从京都的皇宫中抢夺没有实权的、影子似的明治天皇,把他转变成全日本人的、穿着西方军装的君主,住在新首都——东京。这位天皇于1912年去世。在日本,大家都非常熟悉他的形象:浓眉大眼,身穿彩色穗带军装,像个武士,威严、沉静。事实上,这只是一幅画像的相片,因为被伊藤博文这批政治人物故意捧为神的天皇不能随便暴露在普通民众面前,即使他本人的真实照片也不行。这样我们就知道,现代科技服务于对天皇及其家族莫测高深的神秘化和神圣化(编造他们是天照大神的直系子孙),而莫测高深的神秘化和神圣化又服务于冷酷无情的政治改革和工业发展。这种对天皇的神秘化和神圣化使政治重组和改革获得民众的认可,因此变得合理可行。通过不假思索地一头扎进从来不存在的历史神话中,这种政治改革确保了持续不断地对天皇神秘化的渴望,以及对经济发展卓越表现的渴望。

可以说19892月份天皇的葬礼是日本资本主义成功的一个庆祝会。要不然日本媒体怎么会不合时宜地在此时关注外国首脑参加葬礼的人数,回忆东京奥运会期间所获得的奖牌总数呢?除了强大的安保措施,长期压制的战争罪行问题在裕仁去世期间也浮出水面。但是云集的各国政要见证了日本现代化所取得的惊人成就,这又使战争罪行的问题显得毫无实际意义。这样,在他们眼里,不仅死去的人(指天皇)不应该承担战争罪行,而且日本经济奇迹很微妙地,不可避免地与一种推崇帝制的东方文化联系在一起。这种文化向他们展示了一场古老、威严、独特的日本葬礼。

经济成功与帝王存在两者之间的方程式当然容易打动人心。这可以从远古神话中统治者被看做宇宙秩序的化身找到蛛丝马迹,尤其可以从农业社会中农业的极大丰富发展得到充分证明。在19世纪的日本,天皇体制被重新改进,用来作为恒常不变的传统的重要象征。这一体制被利用在可以预见的经济转型和发展中。在经济转型发展的最初阶段,日本经济并没有西方的参与,但是随后就被纳入西方现代化所主导的世界秩序中。二战后,美国占领当局派出裕仁天皇巡视被战争毁坏的日本国土,最重要的是要让他的人民看到他(作为权宜之计,信仰共和制的美国倒乐意相信皇权的魔力,以便维护它在日本的统治),偶尔用他那招牌似的两个字“ah sō”(对,是这样)激励他的人民。例如,人群中,一位正好很荣幸地有机会与天皇说话的人指出在东京战火中,他失去了房屋和家庭,此时天皇就会用他那招牌似的语言安慰他。1959年当他的儿子明仁皇储和美智子(一位面粉厂主的女儿,或者根据某些人的看法,一位面粉工业的公主)在全日本人面前举行盛大的婚礼时,皇室家族对外界的透明度无比扩大,因为几乎每个家庭为了这件事情都临时购买了一台电视机。

新婚夫妇明仁和美智子的家居生活方式通过电视和女性杂志得到广泛传播。这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家庭,在仁慈的天皇和皇后的注视下幸福地生活着。这对新婚夫妇的形象感染了日本年轻人:努力工作,有一天你也会有自己漂亮的客厅,在那里孩子们幸福地演奏着乐器,或者坐在你的膝头读着故事书。以前曾经为这些杂志工作的、学生中的激进活动分子认为,通过把曾经神圣的皇室家庭刊登在随手扔在火车站垃圾箱里或者低价买作厕所手纸的报纸杂志的页面上,他们可以有效地破坏有关天皇体制的思想观念。二十多年以后,还是这些杂志,它们又刊登了已是中年的明仁夫妇优雅地悼念亡者的照片,以此显示或者说弥补裕仁天皇缺失的所谓人类生活的一面(因为裕仁天皇在战争期间被奉为神灵,日本政府竭力塑造他的所谓神性,掩盖他的人性)。

 

葬礼仅仅过去了一个月左右,大家已经感觉到那是很遥远的一件事情了。一千年的历史进程与现代媒体的力量相比显得多么地无足轻重。他们大肆报道出生、死亡、地震、饥荒、种族灭绝等历史事件,而这些历史事件随着时间的流逝也逐渐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实际上,1989年的春季和夏季期间,新闻媒体根本没有必要竭力用皇室新闻来分散公众的注意力。对一个重要的行贿受贿政治丑闻的追踪报道曾经由于天皇的葬礼被迫中断,现在它又回到了媒体的聚光灯下。这件受贿丑闻由于鲁莽草率的男女关系的暴露和强制实施可恨的营业税而被进一步强化。正当绝大多数平面媒体和视觉媒体不遗余力地把社会上的政治丑闻、争吵进行娱乐化时,一些公民仍在坚持质疑社会大众的普遍认知:他们认为绝大多数民众没有能力选择也不愿意选择去观察、思考、关心他们居住的世界。结果,1989年上议院选举时,社会党社会党,“Socialist Party”,19964月改为社会民主党,简称社民党。——译注阵营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这种事情在过去40年里从来没有发生过)。当这种胜利使民众意识到一党统治不可能持续永远时,它给一部分人带来了焦虑,也给另一部分人带来了希望。

又一次,在鬼魂出没的8月(8月是日本的盂兰盆节,类似于鬼节),我离开了日本。其实,我希望我能留下来,不是为了见证一代君主所犯下的、具有毁灭性的历史错误,而是为了更长一点时间地感受社会党的党首土井多贺子(Doi Takako)女士和她的女性支持者们那种装模作样的表演的挫败;我希望我能留下来听到更多有关战争的故事,这些故事有最新的对日本侵略亚洲的反省。当然这些故事也使得“1945年日本成为美国的战争受害者的老故事”更加扣人心弦;我希望我能留下来,看着外婆的花园进入秋季:那里面的万寿菊鲜艳灿烂,雏菊郁郁葱葱,野生橄榄在冷峭的空气中散发出丝丝香甜。

如果可以,我希望我能留下来,但是我不能。所以我只能用母亲写给我的信来安慰自己。信中有各种各样的建议,例如关于如何去除茄子的苦味,如何丰富餐桌的食谱(经过外婆一年的娇宠,我的厨艺大大退步);信中有对媒体兴奋地追踪报道皇储夫妇婚姻生活的愤怒和悲伤;有对社会党赢得选举权的关注和焦虑:社会党经过40年的反对,终于赢得了选举权,其中难免产生不可避免的争吵、诽谤以及严肃的辩论。

远隔太平洋和半个大洲,像秋天的天气一样,我冷却了关心另一半地球上最有秩序、最繁荣的国家民众生存状况的热情和冲动。母亲的信也越来越无精打采,我强迫自己读下去。我知道,对于她生活的社会,她没有太多的指责,也不想放弃关注,更不想离开。我新认识的朋友和熟人也是这样(在天皇生病、去世、让人绝望的那年,我结识了他们)。在那里,似乎既没有明显的压迫者,也没有明显的受害者;在那里,痛苦的历史记忆变得很遥远,自由也变得很微妙、乏味、最终难以琢磨。有些人逃离了这个社会,但是在经济普遍繁荣的时候,想唤起人们对这种事情的关注,那是徒劳无功的。离开的那些人当中绝大多数并不是自愿选择这样做。由于反抗历史上就有的,现在仍然残留的压迫;由于目睹了社会上的压迫者和牺牲者(毕竟无论是和平繁荣时期还是战争时期,都会有压迫者和牺牲者);由于意识到日常生活中的压抑——一种因为社会大众高度信奉社会和谐、排斥异己所产生的压抑,一种虽然依靠基本常识认识到这是社会现实但是仍然无法克服、无法排解的压抑,他们被逼无奈,于是选择了逃离。我很幸运,在这个不主张反抗的世纪末的日本,正好遇到了一些有反抗意识的普通人,一些非同寻常的反抗者。他们受到这个社会的束缚。虽然面对巨大的社会压力,他们仍然拒绝向诱惑他们投降的各种利益屈服妥协。我应该记着我是如何了解他们的生活的,无论是熟悉的,还是陌生的。日本政府控制下的主流社会一方面持续欢呼政府所采取的舆论压制,另一方面又对至高无上的皇权日渐衰落深感愤怒。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你可以了解和想象那些反抗者是多么地艰难。下面就是我的所看、所想:在冷漠的时间和敌视的生存空间里见证历史。

198910

    录:

 

总序:西方日本研究丛书刘东1

序言1

1章冲绳:一位焚烧太阳旗的超市老板1

2章山口县:一位状告政府的普通女士68

3章长崎市:本岛等知事131

后记226

    记:

 

1990年的夏天,东京。这里有两条新闻很醒目:一条是一名老师由于强制执行整治拖拉迟到等违反校规的现象而导致一名高中生死亡;另一条是明仁天皇的二皇子文仁亲王迎娶平民王妃,举行盛大的婚礼。这名女学生开始高中一年级的新生活刚刚三个月,这是她第一次晚到学校。由于这位老师专心致志地数着关校门的倒计时,所以当他把沉重的大铁门沿着轨道推上时,不知道是因为没有注意到还是停不下来了,这位女孩的头颅在大门和柱子之间被挤碎了。学校清理了血迹和现场,但是没有报警。在第二天学校全体师生的会议上,校长暗示说,如果学生们都认真遵守校规,那么他们的老师就不会那么全神贯注地想着如何执行校规了。其中一位老师极力敦促学生们更加努力学习,为即将到来的考试做准备,以此弥补由于这名学生的死亡而导致的班级平均成绩的下降。

这个事件激起了人们对学校教育和管理一定程度的讨论,但是这可能只是冰山的一角。尽管有这件悲剧的影响,大多数公众还是更乐意关注并欣赏这场盛大的皇家婚礼。这位新皇妃是一名学习院大学(Gakushūin University)的毕业生,也是一位学习院大学教授的女儿。学习院大学曾经是一所贵族学校,只对皇室成员和贵族阶层的子女开放。新皇妃很爱微笑。据说,她的父亲,这名教授很早就有预见性地训练她在镜头面前微笑。她在国外度过了一段童年时期,而且她能够有效地传递出具有国际视野的形象。新闻媒体把这场婚礼描述为皇家婚礼,而这对新婚夫妇也被称为皇室夫妇。外国媒体对这场具有异国风情的、古老传统的皇室婚礼的描述使得这场婚礼更加刺激,令人兴奋。这场婚礼至少把日本皇室抬高到与欧洲皇室同等的地位,甚至还要高一些,因为它不仅具有欧洲皇室婚礼复杂隆重的仪式,而且还具有东方的神秘。

无论如何,这场盛大的婚礼能够有效地抹去从裕仁天皇的葬礼上残留下来的对皇室的怀疑态度。公众已经准备好去欣赏这对新婚夫妇的罗曼史(年轻的亲王甚至等不及让他的哥哥皇太子先完婚,或者宣布订婚前先为他的爷爷裕仁天皇守完一年的孝),准备完全接受这个更民主,更富有魅力的皇室家庭。这对新婚夫妇的一张照片让管理皇室的宫内厅很不满。这张照片显示年轻的王妃正在轻触文仁亲王额头上的一缕头发。宫内厅的不满导致这位摄影师丧失了官方授予他的职衔。但是这张照片只是让这对皇室新婚夫妇在民众中更受欢迎。每天都有大量的有关这对新婚夫妇的新闻。有的新闻报道全国各地的民众蜂拥前来道贺;有的报道文仁亲王和王妃视察博物馆,亲王走在前面,凝视着陈列柜,王妃跟在后面,看上去很疲惫;还有的报道他们返回官邸后一同出来散步,王妃在慢跑,文仁亲王骑车慢慢地跟着。

新王妃的形象被多次复制:走在东京地铁站里的年轻女孩们都身穿浅色的服装,长至肩膀的头发从装饰有绸缎带的帽子里飘了出来。当日本政府为了明仁皇太子的登基仪式,用纳税人的钱把天文数字的开销花在两幕剧的表演上——一幕世俗的登基仪式,一幕宗教的登基仪式时,他们正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让哀叹宪法陷入困境的情绪显得多么地荒谬可笑。现在回想起来,裕仁天皇的葬礼只是这次盛大的皇家典礼的彩排。它被有策略性地选择在丰收的季节,以强有力的方式提醒日本人,他们的文化根植于稻谷文化而不是电器文化,尽管这个仪式的经济负担沉重地落在了电器文化而不是稻谷文化的肩上。葬礼和登基两件事情解释说明了那个令人忧心的时刻:当现代社会里两个矛盾对立的元素威胁着同时出现、同时发生时,即一方面是忧心忡忡的回归宪法理性的呼唤,另一方面是神话传说(天皇家族是神的后代的传说)的危险诱惑,会给循规蹈矩、冷漠散漫的社会造成分裂。日本政府通过把世俗的和宗教的两个仪式同时搬上舞台,得体地设法调和了似乎不可调和的一对矛盾,一方面安抚了忠于传统历史的呼唤,另一方面也坚守了宪法条款。日本政府的所有这一切策略都是为了设法避免牺牲经济利益。

虽然这一策略有助于推迟,或许会永远推迟,人们对一系列问题的思考——这些问题在20世纪末困扰着所有日本人,但它不能有效地阻止一些人强行加害其他人,以此方法更快地宣泄现代社会中的不确定性带给他们的不安和苦恼:一方面是皇家婚礼带来的轻松愉快,另一方面是令人窒息的墨守陈规和因循守旧对人们的精神蹂躏。在这种社会环境下,人们很难记着19901月有人对本岛知事实施的暗杀行为,尽管刚开始它占据着新闻报纸的整个版面,充斥着整个电视屏幕,然后整个国家都开始支持维护言论自由,甚至包括那些一开始批评本岛等知事的保守派立法委员。当新闻媒体用比30年前更冰冷单一的敬语把那些平民女孩中的一位塑造成另一个阶层中的一员时,那些身穿浅色衣服的年轻女孩们并不担心那意味着什么。30年前,另一位平民,即现在的皇后,也嫁入皇室。

由于一些保守派议员抱怨警察对本岛等的保护花费了纳税人的钱,所以警察停止了对他的保护。也就在警察解除对他保护后的大约一个月左右,也是在全国为昭和天皇服丧刚刚一年期满,本岛等知事遭到了暗杀。就在本岛知事准备离开市政大厅前去会晤预约好的牙医时,一名右翼组织的成员拿枪从后面瞄准了他。子弹穿过了他的肺,他口吐鲜血。之后,他安静地坐在汽车后座上等着救护车的到来。救护者终于来了,他躺在了担架上。春季的时候,本岛知事写了一封感谢信,感谢那些在这起谋杀案的审判中给予他支持的人。在信中,他提到了自己遭到枪杀等待死亡时之所以相对平静是因为他继承了他祖先秘密的基督教信仰。

1990年的7月份,我再次来到长崎会见本岛知事。我从报纸上读到他已经完全康复。他的步伐似乎比以前慢了一些,但是让我震惊的是他流露出来的脆弱,这在一年以前根本没有。我懊丧地意识到那个公共场合下的政治暗杀怎样使我忘记它也是对一个脆弱的,只有一次生命的个体的谋杀。对于这次暗杀事件,我的反应曾经和媒体的反应很相似,但是我没有考虑到经历那种可以夺你生命的仇恨对人是怎样的一种打击。

本岛知事说,“哦,有时我告诉自己,一定不能屈服,必须要坚定立场,但是大部分时候我很恐惧。”从这个声明中,我们仍然能察觉出一丝本岛先生从前的幽默。现在他花更多的时间来祈祷:或许,他是想告诉自己,这次暗杀提醒他生命有多宝贵。那几段陈腐的基督教祈祷词让他深受感动,获得安慰。他对生活的重新理解并不完全是阴沉忧郁。当他讲述一本书里所描述的童年趣事时,一种抑制不住的兴奋和快乐在他身上重新显现:捅掉山上一棵高树上的乌鸦窝儿;赤手空拳地在水里摸鱼;从蚂蚁嘴里拯救一只仍然活着的蠕虫——那些蚂蚁准备把这只蠕虫拖走。但是,最后他抬起头来,有点犹豫不决但又很认真地用越来越小的声音说道:“写这些趣事对世界没有什么帮助,是不是?”

即便如此,在199089号的和平宣言中,本岛等知事还是强烈要求日本政府不仅要对原子弹的外国受害者(如韩国劳工)道歉而且应该给予经济补偿。他的这一发言加重了自身所处的危险。相比较而言,广岛市的荒木知事(Araki)在和平宣言中对人权的诉求显得很空洞:原子弹爆炸中的韩国劳工受害者仍然不能被安葬在和平公园,让这些被抓来的韩国劳工无论是活着还是死去都与日本人隔离。今年这些朝鲜人的墓碑终于冲破重重障碍,跨过这个边界进入和平公园,只是被任命前来协助完成这一过程的市委员会坚决要求把墓碑上有关他们被日本士兵从朝鲜强行抓来充当苦役的内容给删去。很明显,他们这样做只想让广岛的和平公园展示广岛人的灾难,对于日本人施加给朝鲜人和其他国家人民的灾难根本没有兴趣,漠不关心。

89号这一天,本岛等知事很明显已经摆脱身心疲惫的状况,又恢复了他公共场合的语言特色——坚定,而且没有一丝浮夸。朋友们告诉我说,从那以后,本岛知事又恢复到收放自如,张弛有度的状态了。1991年,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他宣布参加竞选第四任长崎知事。他现在68岁了,已经失去了保守派阵营的支持。虽然他有可能会获得社会党的官方支持和进步的无党派人士的支持,但这还有待观察1991421号,本岛知事经过艰苦的努力,终于在地方领导人的选举中险胜,赢得了第四次机会连任长崎知事。。

本岛知事以批判病危的天皇为开始来探索日本的“文艺复兴”文艺复兴一词意指重生或复活,是16世纪在欧洲盛行的一场思想文化运动。文艺复兴的最大特点就是把人们从黑暗的封建神学和宗教权威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开始肯定人的价值,追求人性,是一场人文主义运动。在这里,作者把本岛等对禁锢日本社会的天皇权威的挑战,对战争的认真反思,对天皇神性的质疑等,比作敢于挑战黑暗,追求真理的日本的“文艺复兴”。——译注,只是不可避免地把自己推向了死亡的边缘。而且由于极端右翼分子对他生命的威胁,他的自由变得不可预知,他的未来也变得不可预知。这是一场孤独的“文艺复兴运动”,是在“尽他自己微薄之力,或许只有他自己才能这样做”的思想认知下发生。

死亡的事实使人们有可能敢于反思,敢于想象,敢于在生活中采取行动。毫无疑问,昭和天皇以缓慢衰亡的形式对此认知做出了巨大贡献,虽然他本人远非情愿。我自己也是此次事件(昭和天皇缓慢的病逝)的受益人,因为写这本书是缘于偶然读到的一首诗,而这首诗的灵感正是来自于昭和天皇的死亡。现在我借用这首诗作为这本书的开篇。这首诗的作者是Chong Chuwol,一名朝鲜裔日本人。她从日本著名的女诗人与谢野晶子(Yosano Akiko)的一首诗这首诗写于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前夕。——译注中借用了一句话“您不能死(thou needst not die)”,巧妙地穿插在自己的诗中,机智地赋予它新的意义:请求天皇一定要延长他自己的死亡时间,以此获得他的身份所否定的人性——无论是战争时期他作为神的身份还是战后作为国家象征的身份均否定他作为人应具有的人性。这个有点虐待性质的请求无疑是个乌托邦式的幻想。Chong暗示,在他坠入死亡的过程中,这位日本天皇可能会初步得到人性,承认他与那些死亡的朝鲜劳工相互依存的关系,而那些可怜的朝鲜劳工的人性却被强加在他们身上的虚假的日本人身份、虚假的日本天皇的子民身份所否定。但是,这一虚假的日本人身份带给他们的是奴隶劳动和死亡。那些幸存下来的朝鲜劳工发现,只有那些生为天皇子民的日本人在战后的日本才可以真正成为日本公民,而那些来自于殖民地的臣民被迅速地抛弃。

现在,波斯湾战争正在进行,在波斯湾危机面前,世界陷入不可预知、不能确定的未来。我们的生活距离死亡是那么地近。实际上,多亏了电子媒体的大幅报道,让人们对死亡如此熟悉,以至于不再对此真正地感到害怕。但是,蔑视死亡会使我们贬低生命,尤其是那些我们拒绝承认的人类的生命。

太平洋对岸的日本有关波斯湾战争的讨论减少了美国人对于日本不能为波斯湾盛大狂欢的战争场面做出贡献的苦恼日本国家宪法第9条规定日本国“放弃战争,否认战力以及交战权”,束缚日本自卫队。但是1990年的海湾战争终于让日本政府和自卫队找到一个绝佳的机会和借口让自卫队冲破宪法第9条的束缚,跨出国门,在中东协助美国攻打伊拉克。现在日本自卫队出兵海外已成常态,严重践踏了维护和平的宪法第9条。——译注。在这件事情上,对于支撑日本宪法灵魂的第9条,美国领导人表现出来的是自私自利、漫不经心甚至故意虚构化处理(fiction)。对于日本政府而言,它曾经成功地玩弄禁止政府从事宗教活动的宪法第20条,现在它又开始考虑如何虚构化处理或者说玩弄禁止日本出兵海外的宪法第9条了。这条曾经有助于日本经济繁荣的“禁止参战”的条款作为合适的手段从根本上杜绝用战争来解决人类问题仍然没有降低它的价值,但是,美国人肯定为这条宪法的存在而懊恼地责怪自己。这种虚构化处理宪法的虚拟性(the fictionality of fiction)一方面是充满想象地重新规划世界,另一方面是可耻地欺骗:即作为梦想的虚构和作为欺骗的虚构(fiction as dream and fiction as deception)。而宪法第9条是这种虚构行为的根源,因为它一方面让人们梦想一个没有暴力、没有战争的世界,另一方面它有机会让自卫队针对它自己的强大武力来欺骗蒙蔽世人。现在,一个危险话题,既是否最终丢弃这种虚构化处理宪法的行为,已经在日本引起众人的争论。说这个话题危险,是因为一部分人认为,修正这种荒谬的“不部署武力”的欺骗行为的方法就是解散自卫队,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干脆直接建立强大正规的陆军、海军和空军三军力量直接代替自卫队来解决这种欺骗行为,而且后者的支持人数远远超过前者。

相比那些鼓吹丢弃武力“自卫”的假象,直接发展进攻性军事力量的现实主义者们,让那些梦想者放弃宪法赋予他们的拥有一个没有战争的和平世界的幻想将是一个更加严重的损失。这一时刻,我们应该更加迫切地留心这几个字“您不能死——就在现在”,我们应该把自己奉献给既无法实现又不能放弃的“日本文艺复兴”。

199010

试读章节:

 

1章冲绳:一位焚烧太阳旗的超市老板

每天夜晚,东京电视台的天气预报总是专门切出一个画面,介绍冲绳地区。首先进入卫星画面的是东亚大陆,旁边环绕着日本群岛。这个画面把以前称之为大东亚共荣圈的地图转换成了密度不一致的斑斑点点。这是科学技术的展示,虽然很精确,但它不能向未经训练的、非专业人员的眼睛显示一个令人满意的、明确的边界线。在第二张画面里,单独出现了日本,冲绳地区被推到了画面的角落。冲绳被称为“琉球群岛”应该更合适些,因为严格说来,冲绳只是这群岛屿中的主岛的名字。毫无疑问,它是唯一一个在被切开的天气预报画面上闪烁的亮点。冲绳岛的人说冲绳岛与日本本土的关系就像大洋中的其他岛屿与冲绳岛的关系一样,落魄中夹杂着骄傲。地理名称往往承载着历史,因此,很难确定哪个名称更能淡化被压迫的历史记载。

站在以东京为中心的日本的角度上,即使在东京被称为江户的那个时代,两个名字(冲绳、琉球)都暗示着异邦和弱小低下。这五十多个岛屿就像大海里的珍珠,以前并不属于日本,只是近代才被日本占领。早在15世纪,散落在大海里的琉球诸岛就已经被一个君主统一起来,形成琉球王国。王国通过与日本、中国、韩国和东南亚的贸易往来,变得富饶繁荣,同时也丰富发展了自己的编织业、漂染业、舞蹈和音乐。17世纪初期,琉球王国被日本西南部岛津家族控制,成为强大的江户幕府的一个附庸。1868年,江户改名为东京。第二年,江户城堡成为一位年轻人的皇宫,他就是谥号为明治天皇的睦仁。九年后,明治政府吞并冲绳,形成一个中央集权的行政官僚机构。冲绳被东京的现代主义者们看做是弱智的儿童,需要特别的纪律约束,而这些现代主义者们面对西方时却有可能感到焦虑。太平洋战争的最后几个月,唯独冲绳岛屿被迫成为陆地战争的战场,以此作为战略战术来延缓日本本土和他们天皇的溃败。日本投降后,这些被战火烧焦了的、尸体遍野的岛屿又被割让给美国军队,成为他们永久的军事基地,从此它又成为琉球群岛。直到1972年,这些岛屿又作为冲绳辖区被并入日本。而这个过程竟然假装无知地被描述为“回归”或者“物归原主”。

他们常说,日本诸岛相当于一个加利福尼亚州,而且还说,它的面积虽然只有美国大陆的1/25,但它的价值却相当于后者的两倍。在这1/25的面积里,冲绳岛占不到1%,但这并没有考虑那些令人惊叹的、钴绿色的海洋,在那里,琉球王国的历史画卷被展开。如何计算国家的主权领土呢?那些出现在历书、百科全书、字典里的确切的词条是如何追求海岸线变更的呢?是通过把冲绳红色的泥土填入大海,还是通过把日本主岛海岸的海水用钢筋混凝土固定起来?如果海洋也算面积,那么冲绳就可以宣布它的面积达到了日本本土陆地的50%。当然,把其他海洋岛屿具体化为“陆地”很是荒谬,尤其是它的背后隐约呈现出亚洲大陆。不过,这也反映了冲绳的双倍孤独——作为一个岛国中唯一的岛屿行政区,它总是既有点骄傲又有点委屈怨恨地想成为一个独立的岛国。

少年时,我记得冲绳第一次组队参加在大阪甲子园体育场举行的日本高中生夏季棒球锦标赛,当时冲绳还在美军的控制中。8月的骄阳下,在那些仍然遗留有太平洋战争痕迹的日子里,这项体育赛事显得格外重要。那些曾经很有前途的棒球投手的遗孀们出席了纪念仪式。(那时他们本不叫投手(pitcher),而是叫“托手”(tōshu)、“投掷者”(throwers);因为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那些不得不忍受的敌军文化被清洗,被笨拙地转化为日语新词。)由于不习惯全国性的比赛,冲绳队不出所料地第一轮就输了。通常,高中棒球赛都有一个仪式:比赛开始前,梳着小平头的队员一字排开,站在各自的垒板旁边互相鞠躬,然后再向裁判鞠躬;比赛结束后,胜利的一方得到回报:他们上电视,奏校歌,听赞美纯洁青春与崇高抱负的抒情诗朗诵,而身后的校旗沿着旗杆缓缓升起,一切那么和谐自然地出现在电视画面上;与此同时,失败的一方两眼含泪,沮丧地站在第一垒或第三垒看台前鞠躬。而总教练牺牲自己的名誉,承担起甲子园垒球赛失败的责任。经过这场民族感情的培养,冲绳队队员的心弦被拨动了。离开时,他们从体育馆抓起一把泥土——祖国的泥土——放进塑料袋,连同他们的护照一同带回冲绳。但是,当他们返回时,美军当局指驻扎在冲绳的美军军事当局。——译注没收了他们珍贵的纪念品。可怜的冲绳,我想。可怜的冲绳,可恶的美国,或许应该是可怜的日本吧。

这就是在美国占领和随后美国强权统治下的和平时期,生长在美国军事基地阴影下的我当时所有的想象和理解了。1964年,东京奥运会庆祝了非洲和一些亚洲国家艰难赢得的国家独立,尤其庆祝了日本在战败的废墟上奇迹般的重生。日本不仅清理了战争瓦砾,而且坚定地抛弃了亚洲的落后,追随模仿美国的生活。美国为了在太平洋地区培养自由民主国家的坚实盟友,不仅向它托管下的日本大力推广美式民主,而且作为回报,帮助日本于1956年谋取了联合国席位。但是我没有预料到当南非政府授予日本人荣誉白人称号时,日本竟然愉快地接受了,也没想到奥运会是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展示,是19892月昭和天皇葬礼的彩排。截止到那时,日本甚至在海外援助项目(Overseas Development Assistance)上都已超越了美国,如在尼日利亚偏远的、荒无人烟的地方造桥,向菲律宾运送不合格的有轨电车等一些骗人的把戏,显示了“我们日本人是如何没有世界领导者的经验的”。

说“可恶的美国人”,我是指军官俱乐部的、美军附属学校的、教堂的、军中福利社(PXs)的美国人,和当地的女佣及司机。为了举办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一座奥运村在一个非常偏远的、名叫华盛顿高地的旧址上拔地而起。在那儿,我上了六年学。尽管我曾经被带到厄尼·派尔剧院观看《彼得·潘》《彼得·潘》是英国著名作家詹姆斯·马修·巴里的童话剧和童话故事。彼得·潘这个形象是永无尽止的游乐、永恒童年、永不衰老的精神象征。——译注,也被带到充满异味的医务室按常规接种疫苗(那儿的护士身材高大、肤色粉白),但是我第一次被严肃正式地介绍给美国是在华盛顿高地的入学登记。这标志着我那冲突斗争生活的开始:如极不情愿地用可幼乐牌蜡笔(waxy Crayolas)画画;极不情愿地唱一些令人费解的、愚蠢可笑的抒情歌曲如“她(谁?)要绕过大山来这儿”或者是“美国佬(Yankee DoodleYankee Doodle”本是英国人对殖民地居民的谑称,而扬基小调当初也是英国人用来嘲笑殖民地居民的。然而,殖民地居民却渐渐以这个新称呼而自豪,“扬基歌”也由此广为流传开来。——译注)进城啦……”;也极不情愿地去抑扬顿挫地宣誓“向——国旗——效忠”,这事非常诡秘,他们宣誓时甚至未曾提及“除上帝之外”这样的话(此事发生在小学二年级,同一年我的父亲抛弃或者说被迫离开了那个家);当然我更不情愿艰难地去寻找通往教室的、迷宫一样的路径,因为我们先在主体大楼上课,然后再去环绕A区活动场的匡西特活动房(美)匡西特活动房,一种用预制构件搭成的长拱形活动房屋。——译注(Quonset huts)或者之后到环绕D区的匡西特活动房——这些是根据美国军事当局创造的名词而来。

每天上午,一队咖啡色校车把住在军事基地外的孩子们拉到宏伟壮观的高地学校,下午3点,我们从匡西特活动房出来,飞跑着穿过石子路和斜坡,来到停车场。我们之所以飞跑是因为担心错过校车,错过黑人士兵降旗的时间。当降旗时,我们必须停在小路上,既兴奋又紧张地观看着,因为听说,只要星条旗(美国国旗)的一个角接触地面,它就要被焚烧掉。其实我本该知道根本没必要担心,因为校车司机和我们一样惊恐。

坐到车上,你可以听到大量有关上校、中尉、少校的谈话,对此我一点儿也不明白,因为我父亲到那时为止还只是美国军方的一名文职雇员。但是我明白处在女佣收拾打扫过的家和军事基地之间的这段区域很脏,有很多细菌。夏天,如果车胎爆了,等车时,无论天气多么闷热,我们都坚强地忍着,不会尝一口“当地人”的水。下了校车,我总是遇到外婆来接我,尽管我只需穿过8英尺宽的马路就到家门口了。很明显,这是一位当地的女人(外婆)等着领我到一座毫无疑问是当地风格的房子。我怎么向车上的伙伴介绍她呢?说她是——我的佣人,还是干脆等着,一直等到客车在尘土中转个弯,驶过马路,驶过我家门口以后我再走?

另一方面,一旦我在家,我发现父亲特大号的体型也令人相当尴尬。他从来没有学会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时弯下腰。周末,他那硕大、笨拙的体格使我的玩伴也远离我。他专心地收听远东广播电台。夜晚,躺在外婆的身边,我能够听到从父母的卧室里飘出来的歌曲《得克萨斯的黄玫瑰》和他朗诵的诗歌《太平洋上的星条旗》,也听到他与母亲争论艾森豪威尔如何对决他的竞争对手斯蒂文森,以及美国在另一个太平洋岛屿比基尼岛上空的氢弹大气层试验。就是这个过了两年的婚姻生活和两年的大家庭生活的男人曾经走进我外婆家,甚至没有脱下他的战靴就要求带我回家,他是指回洛杉矶。我的母亲正好外出,外婆认为她的女儿回来发现我走了会伤心,就背起我,赤脚冲出了屋子,也顾不上尊严了,跑到邻居家寻求庇护,躲避她的女婿。在跟随父亲成长的日子里,我并不知道这段逸闻趣事,但是童年时期,出现在东京街头的那些嚼着口香糖,掂着照相机的美国大兵(GIs)给我带来深深的懊恼和烦闷,虽然主要是我自己的原因,但可能也有他们的原因,尽管当时我不会这么说。

当时,是我爷爷来把我父亲同其他大兵一起带回家,会见了他那说着英语的女儿们。在冲绳诗人高良本(Takara Ben)的诗集里,我读到了岛上的女孩,赤着胳膊,凝望着大海,等待着黑皮肤的、白皮肤的美国大兵高良本(Takara Ben),《梦之启示》(“Dream Revelations”),来自岬町(大阪:海风舍,1984),第1819页。。我母亲不是岛上的女孩。虽然一生运气不佳,但她有一定的特权,因为她与我那苏格兰血统的父亲在位于横滨的美国使领馆领了结婚证。那是在1946年,当时食物和供给极其匮乏,黑市依然猖獗。这就是我——一个出生在战败国土地上的半个血统的女儿——在东京的成长经历,与父母,疼爱我的外公外婆和未结婚的姨妈住在一起,还有各种各样的猫,薄如蝉翼的纱裙,以及各种习俗和庆典。

 

一种微妙的羞愧感缠绕着我,就像美国男人的气味以军事占领的形式滞留一样,这使得冲绳成为一个我潜意识里逃避的地方。那儿无处不在并似乎永远存在的美军基地让这种羞愧比在日本本土大陆时更可感知。冲绳回归日本17年后,我向一位古典文学研究圈里的朋友再次讲起了我最近、也是首次对那儿的拜访。我们当时正在喝酒吃饭,他很吃惊地问道:难道你不是曾经在那儿成长的孩子?我不确定他到底指什么。究竟暗示我是私生子呢?还是更简单地说,作为我那一代的混血人之一,我理所当然地应该呆在我们那一类人应该呆的地方呢?在我成长的这么多年里,我想我已经理解了这个有关混血儿的、令人尴尬的、无比辛辣的公式化表达:他们只是“性”的化身,其他什么也不是。现在我把这个表达修改一下:战争时期的混血儿更令人讨厌同时也更神秘,因为“占领统治他国”以“性”的形式在混血儿身上留下了烙印。

1972年美军把冲绳交还给日本,而这只不过是把卑贱地位的形式改变一下而已。随着越战的进展,冲绳妓女们把目标从美国大兵身上转移到了来自日本本土的建筑工人身上。一连串的建筑工程准备把日本繁荣的标志带到这些岛屿上。这些努力没有白费:闪闪发光的、白色的宾馆大楼和棕榈树像繁星一样点缀在这片风景如画的土地上;豪华的白色沙滩也取代了原来布满珊瑚的海滨。冲绳的旅游海报到处充斥着“蔚蓝的天空,湛蓝的大海”这种荷马史诗式的词语。这儿有菠萝、甘蔗和皮肤黝黑、行为放荡的女人;有热带的风情、含蓄的裸体、男女的欢娱以及二等公民。归还前,“kpent、randorī、gden bōi”和“hausumeido”这些词语制造了一批日本新人。他们很支持木匠(carpenter)、干洗工(drycleaner)、园艺工(gardenboy)、女佣(housemaid,为美国军官及他们的家庭服务)等这类工作。在有关冲绳的小说里,我不但遇到了“hanī”和“onrī”(“honey”与“only”的变音)这两个词,而且读到了有关色情行业经济的讨论:一旦某个女孩成为一个美国大兵的“甜心”(honey)或“唯一”(only),家具店就有钱可赚了,因为根据驻军条款,碰到这一类的事情,部队就要添置新床。

最近几年,那些肤色黝黑的放浪女人主要是那些从日本本土到此寻欢作乐的日本女性,她们的皮肤被晒成深褐色,而女佣和宾馆里的男侍者仍然是当地居民。她们在冲绳当地赚取的经济利润又通过各种渠道回流到位于日本本土的百货公司,而航空公司也参与制造了这一经济景观。这儿成了来自东京、大阪以及其他十来个城市里年轻人的欢娱场。这十来个城市也都有飞机飞往冲绳的地方首府——那霸。无论是画面上,还是言辞上,资本主义至少以异乎寻常的自我放纵取代了以军事占领形式所表现出来的美国刚性。

很幸运,我终于设法克服了40年来我故意设置的冷漠,把眼光投向了冲绳。这个幸运产生于我到达日本不久于9月份读到的一则新闻:一位和我年纪相仿的冲绳人,刚刚出了一本书。他因为在1987年的国民体育大会期间扯下并焚烧日本国旗而被判刑。在80年代的日本,焚烧国旗这种行为极其罕见,而且是一位超市老板干的,实在不可思议。我注意到他的名字叫知花正一(Chibana Shōichi),并记下了他的书名,然后把它放了起来,因为当时这个信息对我来说并没有特别的用处。

但是,就像一粒未注意到的种子偶然落到了适宜萌芽和生长的环境里,这则消息于接下来的几个月在“自我约束”或者说“自律”(selfrestraint)的环境里迅速发酵,于我变得紧迫起来。19893月底,日本举行了裕仁天皇的葬礼。一个月之后,我开始了第一次前往冲绳的行程。

从东京乘坐喷气式飞机飞往冲绳县的首府——那霸大约需要两个半小时。1972年之前,这种行程需要一本日本的或冲绳的旅游护照。当然,我本人不需要,因为我是一位拥有美国护照的,一出生就在日本进行指纹登记的外国人。在这儿,美国人的存在处处可以感知。来自嘉手纳(Kadena)和普天间(Futenma)美国空军基地的飞机不仅导致那霸的空中交通非常拥挤、危险,而且民用飞机在起飞和降落时被迫保持令人质疑的低空飞行,以免妨碍美国的军事飞机。

那霸大约有30万人口,或者说70万人口,这要根据是否包括毗邻的附属乡镇来定。它杂乱无章地坐落在冲绳岛的南部。说它“杂乱无章”,主要是指它的城市面貌零乱无序,而不是指富饶充足的、可供扩张发展的土地——这个最大的冲绳县主岛没有这样的土地空间。它非常地狭窄,两边的大海紧张地挤压着它。出现在日本内陆本土角角落落的建筑工地现在出现在这儿,并且近乎疯狂,赋予这个令人昏昏欲睡的亚热带岛屿一种新的景象。这股建设潮由急躁的日本内陆本土人和野心勃勃的当地人骄傲地共同推动,受到了来自于内陆的、曾经一度苦恼的日本移民和骄傲的琉球居民的热情支持。高楼出现在被铲平的山腰上,卡车和推土机堵塞着似乎永远拥挤的道路。与日本其他地方不同,冲绳没有铁路系统(现在也不太可能穿越美国军事基地的障碍训练场去修一条),而且公共汽车和出租车严重短缺,结果就是越来越多的家庭购买两辆或三辆汽车,行驶在少数几个公路主干道上。

下了主干道,市里的道路,甚至是临近那霸市中心的道路,非常狭窄,仅仅允许一辆车通过。很多房屋风景如画,屋顶铺着柔和的、橘黄色的瓦砾,但是建得很低。这不禁让人想起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对台风的恐惧。而新建高楼大厦则毫无畏惧,似乎相信它的命运由进步发展的高昂斗志掌控,或者说这些高楼大厦想自欺欺人地与“狂妄自大”这种情绪一比高低。现在,大自然抑制自己的愤怒已经有几年了。

战争期间,冲绳当地人首先被美国军事占领当局阻挡在那霸市外。当它重新部分开放时,他们又返回来了,但是毫无疑问,他们的档案记录也都被毁了。市政当局于是随便给人们重新划分了土地,包括那些土地财产仍被美军占领的冲绳人。战争的创伤与和平时期的繁荣就这样在尘土飞扬中交织在一起。

在一个两边栽有棕榈树、杜鹃花同时装有带刺铁丝网的、宽阔的高速公路上行驶了大约一个小时后,我们来到了读谷村镇(Yomitanson)——太阳旗焚烧者知花正一所在的村镇。冲绳群岛的最大岛屿被美军的嘉手纳空军基地占领。回归日本前,这个基地占据了读谷村镇71%的土地面积,即使现在它仍然占据村镇48%的土地。美军战斗机毫无愧疚地、频繁地飞越高速公路,尤其是在某些个工作日,它们更加猖狂。对于军事爱好者来说,这是他们喜欢的地方,因为这儿的景象与世界上其他有军事基地的地方一样壮观、多姿多彩。

刚开始我还很犹豫是否带着家人来这儿,现在我很高兴有他们作伴。我更高兴我有了新的朋友圈,包括朋友的朋友。他们其中的一个人放弃了宝贵的星期天,带着五个孩子当我们的司机,为我们服务。再比如,我们的向导敏子女士(Toshiko)和她的老同学们(现在已经都是优雅的夫人了)来这儿已经好几次了。她们准备加入成千上万的民众之中,站在狂风暴雨里,筑成人墙,围堵美国嘉手纳空军基地;当知花正一曾经因为焚烧国旗而受到围攻时,她们也迅速地来看望他,安慰他。敏子和我母亲年龄大小差不多。我不知道如何接近陌生人,并询问他们为什么要采取那么激进的行为,以至于不可挽回地改变甚至毁了自己的人生。但是敏子可以。她可以询问人们的收入,责骂他们的懦弱。她通常能够在心理上压倒对方的资历和犹豫不决而又不冒犯他们。她来自于当地一个有名望的家族。战争时期她的家族安全地撤离到日本本土大陆去了。虽然没有亲眼目睹战争对冲绳的毁灭,但是她仍然对此充满了无限的好奇和激情。

我们到达目的地很早。下了58号国道,我们参观了村镇的陶瓷中心。它是在美军炸弹处理厂的废墟上建立。这个炸弹处理厂专门处理战争时期美军、日军遗留下来的数量惊人、尚未爆炸的炸弹、炸药。处理炸弹意味着要引爆它们,对周围的居民来说,这很不愉快。后来我了解到,这是读谷村镇独有的特征:村镇政府本来应该和村民一起并肩战斗,迫使美军停止这样的操作,但它没有这样做;当土地被美军归还时,这里本来应该成为陶瓷工人安全的家园,而这却没有实现。读谷村镇的领导正致力于通过推动本土文化:一是追求和平,二是追求经济独立自主。

这里阳光明媚,春风拂面,而我们午饭后却在迷宫一样的街道上迷了路。敏子总是习惯性地不带地图,脑海一片混乱地瞎跑。现在,作为向导,她想尽自己的义务。于是她从面包车上跳下来,向跟在我们身后缓慢爬行的司机(她说他是那个村子里的年轻人)打招呼,请他领我们去汗扎(hanza)超市——知花正一的商店。“Hanza”是Namihira小村庄古老的地方性称呼,现在这个名字让这个村庄也扬了名。商店的正面面目全非。只有通过照片,我才能推测出右翼分子在知花正一焚烧太阳旗后是如何放火烧掉他的这个商店的。知花正一的支持者,包括一些批发商都加入了重建这个商店的行动。“7UP”饮料(美国品牌的一种碳酸饮料)的广告旗插在一大堆一次性尿布上,欢快地迎风飞扬。敏子进屋去找知花正一,但出来时她却咯咯笑着说:“他领着几个刚来的人又去山洞了。我们已经和他约好了。”于是我们决定在他屋里等着。

知花正一的房子是战后在此地最早建造的一批之一。它占据着相当大的一块角落,令人印象深刻。虽然从这儿可以看到太平洋,但因为

它不紧挨海滨,根据冲绳人的看法,它仍然不算临海。一到3月底,花园的墙上便垂下娇艳欲滴的、鲜红色的九重葛(一种花草)。庭院里面,绿树掩映的池塘里有些鲤鱼和金鱼在快活地游来游去,有的在安静地做着美梦。花园是知花正一的父亲老知花亲手建造的。房屋杂乱无章地趴在那儿,风格有点笨拙难看。我们被领到旁边的侧房里,敏子称之为“战斗的小屋”。那儿有复印机和文字处理器。

我们与知花老先生(知花正一的父亲)打过招呼。他有70岁左右,身体健壮,忙着照顾他的孙子孙女(较小的一个孩子出生时知花正一正被监禁),给儿媳洋子(Yōko)帮忙。从知花正一的书中我知道他经常和妻子洋子谈论自己的观点,所以当洋子听说自己的丈夫在国民体育大会青年垒球赛上焚烧国旗时,一点儿也不震惊。倒是他的母亲在他因为妻子要分娩而往家打电话时很生气,虽然她是他的知心朋友,通常情况下也是他的坚实盟友。当时她突然扔下电话,愤怒地责问:难道他不知道一个女人生孩子有多艰难吗?难道他忘记了妻子第一次分娩时的种种痛苦吗?今天,知花老夫人(知花正一的母亲)正好在参加下午的一个传统音乐团体活动。而知花正一的妻子洋子(Yōko)也仅限于给我们端茶倒水,拿些食物,例如好吃的煎海带,来招待我们(这些海草是她婆婆早晨在海边岩石上采摘的)。我担心我们的来访是否又一次打扰了他们的家庭生活,是否让知花正一夫人很烦恼。

 

知花正一是让人一见就喜欢的那种类型。他个子很高,相貌俊美;举止自然大方,待人热情好客。对于我们向他提出的问题,他没有显出一丝尴尬。自从焚烧太阳旗这件事之后,毫无疑问,他在过去的18个月里不下百次地回答这些问题。尽管无数次重复,他仍然显得精神饱满,丝毫没有炫耀卖弄。实际上,他所制造的这种欢乐气氛削弱了他行为的严肃性——在国民体育大会上故意焚烧太阳旗以此表示自己的非暴力反抗。这种行为招致的一系列后果就是:被捕、监禁、审判、死亡威胁以及右翼分子对读谷村镇的围攻。最令他痛心的一个后果就是社区里的年长者疏远了他,而实际上正是由于战争期间这些老人在太阳旗下所遭受的痛苦才首先招致他焚烧太阳旗的。

让我们大致审视一下这件事情:警察采取措施保护他了没有?没有,几乎什么都没有做。尽管曾经有一辆警车停在他家附近,但是他们对超市没有采取任何保护措施,虽然它多次受到右翼分子的焚烧和攻击。当然,那些放火烧超市的人最终被逮捕,被判刑一至两年。现在,他还受到右翼分子的威胁和警告吗?1988年的12月份(大约焚烧太阳旗后的一年多),他们曾经威胁年底杀死他,让他为自己的后事做准备。每年年底是日本大扫除的传统时期:打扫办公室和家里的卫生;清算债务(也暗指了结恩怨);到最后半夜时分,清洗自己疲惫的身子。

在战后的日本,宪法赋予了人们言论自由,有效地削弱了“菊花禁忌”(就是不能负面地、随意地谈论日本皇室)。这种禁忌不是因为国内的环境,更多的是因为一个难以琢磨的存在体——日本文化。以麦克阿瑟为首的美军当局认识到由于“冷战”爆发,世界上形成了新的国家集团(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两大敌对阵营),保留日本天皇在位不仅有利于维护美军对日本的占领,而且有利于维护美国的全球利益。这样,美国的利益就与日本企图恢复领导权并推卸战争罪行的利益一致。例如,他们根本不愿意回忆这样一个事实:在广岛和长崎原子弹事件之前,日本正在进行一场侵略他国的战争。实际上,右翼分子的子弹和大刀不仅在狭义上强化了“菊花禁忌”,而且通过挫败任何形式的不同政见,帮助美国顺利成为了日本的代理人,帮助日本保守派实现了所渴望实施的镇压工会活动和为了经济复苏所施行的教育改革。全面讨论战争罪行,尤其是讨论天皇战争责任的难度造成了日本社会对侵略战争的集体遗忘。他们把大量的劳动力投入到艰苦的劳动中,然后推动社会跌跌撞撞地进入繁荣。

知花正一知道,60年代右翼分子的暴力行为致使“菊花禁忌”的神话更加难以打破。尤其有说服力的是一本描写日本皇室成员惨死的小说的命运。右翼分子攻击了那个有声望的出版商的家,发现他不在家,便砍伤了他的妻子,杀了他的佣人。而作者本人也被迫永久躲藏起来。

即使在法庭上,知花正一的生命也受到威胁。他要求法官把这些听众的语言威胁记入档案,但是法官拒绝了。“那些威胁要杀人的人怎么能被允许进入法庭呢?”他质问道。他们不但获准进入,而且被安排在仅能容下27人的旁听席上。早在那霸地方法院开庭的前几天,当局就下令把14个旁听席位分给右翼分子,与此同时剩下的席位再由右翼分子和知花正一的支持者抓阄来决定谁能出席旁听。法庭诉讼在大批全副武装警察的警戒下展开。他们通常用枪和盾牌对付知花正一的支持者,保护躲在他们身后的右翼分子,而同时却告诉知花正一不能从法庭的正门离开,因为他们不能保证他的人身安全。

法庭不但允许那些威胁被告人生命的右翼分子进入法庭,而且对他们的喊叫和骚扰(殴打围观的支持者,抓着衣领推拉他们)也完全视而不见。法院大厅里的牌子上写着:禁止睡觉、吸烟、阅读书籍和报纸,以及其他不适当的行为。一天,牌子上又补充一条:禁止带有婴儿的人员进入法庭。事实上,由于日本没有临时雇人照看婴儿的习俗,知花正一的妻子和其他女性支持者时不时地带着婴儿来到法庭。当婴儿哭闹时,这些妈妈们当然不需要任何人提醒就匆忙离开。但这仍然不起作用。对此,知花正一在他的书中推测道:在今天,法庭审理是国家行使“神圣权利”做出判决的场合,具体地说就是向它认为犯了罪的被告人实施权威的场合。因此,在这个“神圣的场合”,小孩的哭闹或由咳嗽引发的骚动很可能被认为破坏了这个“神圣的肃静”,从而破坏了当局的权威。难道我们不应该质疑这个这么容易被破坏的“权威”或“神圣”吗?(试读截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