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简体版 中文繁体版 联系我们
人文社科 | Books
假想的“满大人”:同情、现代性与中国疼痛
  • I S B N :978-7-214-09229-8
  • 作    者:[美]韩瑞
  • 译    者:袁剑
  • 出版日期:2013年4月
  • 定    价:34.00元/本
  • 淘宝链接

内容简介:

 

本书所叙述的是西方想象的历史,但同时也是一种复线的、多元的历史。作者通过对文学和历史方面一系列事例的探究,展现出中国生活方式与欧洲式同情相互之间的平衡关系。对这些事例的再现式和历时性的处理方式体现了西方与中国的明确关系。作者通过对小说、医案、旅游报告、照片、绘画作品等各方面素材的解读,揭示出西方世界同情与人道的关系,并力图通过这些分析展现出对“中国”的整体印象。

作者简介:

 

韩瑞: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为该校亚洲研究项目主管,在比较文学领域影响较大。本书是他在比较文学领域研究的代表作。

封 底 语:

 

本书通过对小说、医案、游记、照片、绘画的解读,揭示出西方同情与人道之间的内在关联,以及这种西方式对华“同情”的来龙去脉,并力图通过这些分析展现出关于“中国”的整体印象。作者在该书中的这种分析开启了思考西方过去与当今对华关系的新的可能性,而且通过对同情、受苦、经济交流以及再现式交换这四个术语的专门论述,进而建立起分析中国历史话语、同情与现代性的新网络。在结合了文化研究、亚洲研究、美国研究以及医疗史观念的基础上,作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中西方关系的独特视角。

序:

 

作品的翻译给作者提供了反思自己写作实践的机会,他需要勇于正视自己作品的独特风格,也需要承认这种风格所带来的理解上的困难,甚至会为此深感歉意。作品在被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的过程中,作者会意识到自己的作品给其他人造成了困难,而这正体现了作者的选择所具有的价值。

在此,我首先要向读者,也要向译者袁剑表示歉意。这本书的风格确属另类,读起来可能颇为费解。不过,或许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比较特殊复杂的人,我觉得致歉可能并不恰当。毕竟,这本书原本就没打算用大众熟悉的英语来写。我不想像其他人那样来写作。事实上,作为写作者,我的部分目的是要采用特殊的方式写作,以使作品产生一种积极的力量。也就是说,读者不仅能意识到作品及其中的观点是作者个人的思想,而且还能够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思想观点能否在写作风格本身这一层面上生发出来?

文学领域的学者认为,作品的观点既跟写作视角有关,也跟它的风格紧密相连。很难想象有人会认为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或者鲁迅等其他人的写作风格与他们小说或散文的内容没有关联。文学批评同样如此:没有人会认为德里达(Derrida)的写作风格与他的思想毫不相干。

那么,为什么大多数批评家的写作风格仿佛与他们的思想毫无关系呢?或许他们的目标不够高远吧,也或许他们压根就没把自己看成艺术家。我不敢打包票说自己是一名艺术家,但是我知道,对我来说,尝试着像艺术家一样写作很重要。也就是说,要认真对待自己所做的事情——这并不是因为我确信我的作品终究是认真严肃的,而是因为我确信,要写好道德文章的话,首先就要坚信写作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写作本身就是思想的一种形式。

这是我为什么要专门对袁剑所付出的心血深表感谢的原因所在。据我所知(我的中文阅读能力不是很好,但是我让一位朋友为我大声朗读了作品的部分内容),他出色地翻译了本书,在中译本中十分精准地抓住了我在写作时的感觉。亲爱的读者,如果你觉得行文风格有点怪怪的话,请不要担心——这本书本来就是要让读者觉得新奇的,有时候甚至对于英语母语者来说也是这样。听上去从不让人感到新奇的东西是有风险的,会让人觉得太熟悉了,它们因此无法打破读者所见所闻方面的惯习及常识。但是学术作品,如同艺术作品一样,应该把打破观众的惯习和常识作为自己最基本的目标。

我写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要颠覆欧美长久以来认为他们最重要的哲学概念全部起源于西方国家以及西方文化圈内这一观点。在此,我要指出的是,从同情(sympathy)这一概念的发展来讲,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我也要说明“中国”这一概念是如何帮助欧洲“思考”并且理解众多关于现代生活的重要观念的,其中就包括世界历史、宗教融合、国家与个人残忍行为之间的关系、自然与尚古主义的关系以及身体与自我的关系等诸多概念。在每一项当中,某种欧洲或美国观念的历史都与某一特定的中国概念息息相关,这一中国概念确实对文化和哲学具有重要影响。本书所讲述的就是这种概念发生影响的历史。

不错,就是这种特定的中国概念。但这个中国概念并不就是真实的、当下的中国。真实的中国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有中国思想。中国人也都秉持这些思想。如果我们把美国人用来指称“mandarin Chinese”的语言作一番比较,就很容易看到这一点。美国人所指称的“mandarin Chinese”有四种意思:普通话、汉语、国语、中文。普通话所指涉的是该国普遍通用的语言;汉语体现了民族性;国语则通过一种模糊性(哪个国家?),体现了台湾对大陆的抗拒;中文则是华夏中心论(Chinese centrality)这一传统观念的体现。这其中没有哪个概念可以用来指称当今或者真实的汉语语言。每个概念都表达了该语言的一种思想。我们选择使用哪个概念取决于我们想做什么。这一用法反映了中国性(chineseness)内部的观念冲突,这不仅体现在整个中国范围内,在海外也是如此。我们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来帮助我们理解中国思想运行的来龙去脉。

***

这些对于中国思想的论述,有助于读者理解我对当前中国存在的大量焦虑现象的所思所想,这个问题在本书中被看成是完全欧洲式的事件:被频繁报道的残忍行为以及令人发指的冷漠态度。典型事件有中国网站上一位女性用脚踩扁小猫头部的视频,场面令人震惊;另外还有同样震撼人心的小悦悦事件,这个小女孩被车撞后倒在马路上,18名行人路过而无一人相救。你可能会惊讶地问,中国人是不是真的对他人的痛苦漠不关心?欧洲人究竟是不是错了呢?

不。正如我在本书中所说的,对个人残忍行为的关注是欧洲用于管理现代性当中国家与个人之间诡异关系的策略。非洲、拉丁美洲、东亚以及南亚的欧洲人对于个人残忍行为或冷漠态度的报道,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国家暴力行为会影响个人行为。我们看到,国家(或者说宏观层面的残忍)和个人(或者说微观层面的残忍)之间正在道德无知当中取得某种平衡,其程度之大令人震惊。美国在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也门进行的“反恐”战争及无人机的使用令大量平民不幸丧生。尽管这一事实众所周知,但美国公民依然对美国军队进行的此类军事行动心安理得。而与此同时,一位造成相同数量平民死亡的自杀性炸弹袭击者却被大多数美国人视为道德上的恶魔。因此,美国无人机对平民的误伤(美国人不把它称为“谋杀”,尽管人人都知道此类经常发生)的伤亡事件是国家层面的行为,是一项矫正行动,而那些恐怖分子所策划的针对美国平民的谋杀行为,尽管或多或少是个人所为,但却不属于国家行为,因此就必然会受到强烈谴责。

因此,重点不在于恐怖主义和无人机误伤这两者都是残忍行为,也不在于两者都是无知行为。我们真正需要理解的是“同情”(以及它的反义词:残忍)这整个概念,不管在什么地方,这个概念都是一种强烈的社会及哲学行为,可用于判定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不是说残忍(或同情)不存在,而仅仅意味着这两个概念在一个普遍的意义范围内发挥作用,在这一范围内,它们主要社会功能之一就是解决看上去不相关的人类生活中的各种争端,也就是政府和人民这两者间的分歧。

这就表明,大众所消费和传播的残忍形象几乎总是一个正发生在别处的、国家层面的场景。但是,这并不能免除个人关心他人、力所能及地帮助需要帮助的陌生人等这些责任。人们还是需要尽自己所能诚实地对待他人,而且我们也必须互相鼓励,尽可能待人以诚。但是,这并不是说,看到最近中国国内几段关于残忍或冷漠行为的视频,我们就应该考虑国家层面的行为是通过何种方式影响个人行为的。我们都知道,一些从小悦悦身旁走过的人害怕被利用,害怕会因此陷入某些骗局而被敲诈勒索或者带来牢狱之灾。这是一个国家的问题,并不能通过个人来解决,因为个人的行为只能发生在国家这一大环境当中。一个拥有强大有力、公正廉洁的法律体系的国家会让人民更容易去做正确的事情。一个好的国家会让做好事变得清晰透明,甚至变得容易……所以,我们开始慢慢地善待他人,甚至不会意识到我们正在进行这样的转变。诸如一些人拒绝帮助街头受伤小孩这类所谓的内部事件在本质上是外部的,也是彼此相关的。我们可以通过抨击内部事件(鼓励人们变得更加关心他人,等等)来解决这个问题,或者,我们也可以通过解决外部问题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两个方法都是很有价值的。如果我们认为唯一的解决方法只能是内部的,或者仅仅针对内部理念(人人都是恶魔,等等)的大声疾呼掩盖了外部、国家层面对于该问题的解决方法的话,那么,事情就不会顺利进行。没有人想要生活在一个众人对街头受伤小孩视而不见的世界中,就连那些在小悦悦身旁走过的人也不想这样。问题在于,我们怎样才能让这一愿望变为现实。我们首先必须好好思考社会结构和个人选择之间的关系,认识到我们可以通过共同努力改变操控着我们的社会结构。

(我注意到了,我没有谈到那个踩在小猫头上的妇女。很明显,她只不过是个傻瓜。如果我特别努力地想要做一个好人,我对她也是怀有同情的;她属于那类认为踩死小猫可以自我取乐的可怜人。)

***

本书的写作纯属偶然。2003年,我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在康奈尔大学图书馆阅读文献。康奈尔大学图书馆藏有大量美国涉华文献,大多可以追溯到19世纪。那时候,我头脑中还没有一个特定的计划;我只是觉得自己应该读一些东西,构建知识基础,以后可能会用得上。几年以后,我在写一篇关于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的文章(成为本书第五章)时看到一个句子,写的是所谓中国人对他人痛苦的冷漠态度。我觉得我之前看到过这个句子。我回到康奈尔查文献,其中包括关于伯驾(Peter Parker)于19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广州进行外科手术的报道。在那些报道中,我发现了一句对于中国外科手术病人安静行为的描述(如今收入本书第三章)。这两句话让我头脑中产生了对整本书的初步构想。

最初,这本书我打算写13章。但在我写作的过程中,一些不怎么成熟的观点被剔除了。另外一些观点则融合在一个章节中(与赛珍珠(Pearl Buck)和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放在一起论述,现为本书第六章)。我在写作时找到了我主要观点的主线。但是,最终这个观点跟我一开始写作此书时的观点并不是完全一样的。写作此书的过程改变了我的想法。(若非如此,你就得在两年时间内按照最初写作时的思想写作:多么令人沮丧的事情啊!)随着主线愈加清晰可见,书的结构也从一堆草稿和纸片中凸显出来,我最终从中选取素材写作了这些章节,也就是你现在看到的本书中的章节。若说得太多,就会过多地重复我自己的思想。我在本书结尾的时候没有用明确的语言来作总结,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这也是为什么在我提了三个可能性的结尾之后,依然以开放性地方式收尾的原因,这给本书提供一个新的空间。在英文版中,我在最后特地写了一句带有韵律的句子,让读者感到后面仿佛还应该有另外的句子。我想让读者觉得,接下去的句子该由他们自己写下去。尽管这本书对一些观点做了总结性结论,但与此同时却开启了其他方面的论争。最大的可能性则在于,当时,同情感(sympasthetics)这一观念正需要我们像在文学方面所做的那样,对情感活动的复杂性也要认真对待。我自己在这一方面没有写什么内容,但是,这一观念依然令我着迷。

当然,在一定程度上,对《假想的“满大人”》(The Hypothetical Mandarin)一书的最新评判要归结到这一中译本上来。它已经拓展到了一种新的语言,而这也是我最初思想的来源地。如果认为这些思想在翻译时丝毫未被改变的话,那就说明你对语言的了解还不够深入。我为这些思想能够得到改变而感到兴奋,我希望袁剑在中译版中所引入的任何一种变化,不仅能够给一些旧的思想输入新鲜血液,也能够引导读者走入我思想的深处,作出进一步的解释、延伸或者修正。翻译是一个解释的过程,也是一种对话的方式。袁剑用中文开启了这场对话。我希望读者们能够把这场对话进行下去。

 

 

韩瑞(Eric Hayot)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2012年夏

 

    录:

 

译者的话 1
中文版序言 1
致谢 1

 

导论 1
一、 轶事理论  49
    1. 叙述语法  53
    2. 代理者的疼痛语言  66
    3. 轶事理论  71
二、 怜悯之交换:刑罚、服饰、同情,1800—1801  78
    1. 装束与习俗  79
    2. 特殊刑罚  86
    3. 英式书写,“中式”图片  100
    4. 怜悯之交换  109
三、 疼痛中的中国身体:1838—1852年美国传教士的医疗救助活动  120
    1. 市场渗透  122
    2. 脸庞、肿瘤、风格  131
    3. 林呱所绘的肖像画  134
    4. 饱受煎熬的结石病  165
四、 中国人的身体,中国人的未来:19世纪晚期美洲的“苦力”  170
    1. 中国人的入侵  170
    2. 机器身体  175
    3. 反乌托邦(Dystopian)的感觉  188
    4. 学着失去  206
    5. 拟人化的光圈  212
五、 伯特兰·罗素的中国之眼;或现代主义的双重视野  218
    1. 线条的作用何在  223
    2. 伯特兰·罗素的中国之眼  243
    3. 疼痛与剑桥哲学  253
    4. 受苦的中国性  261
    5. 假设的满大人(回归)  265
六、 麻醉的观念: 针灸?照相与物质形象 268
    1. 麻醉与审美  272
    2. 审美的地理学  284
    3.   质素 (Hyle): 图像的意图 300
    4. 缺失现代性的现代性  313
七、 结语  320
    1. 终结意识(Ⅰ)  321
    2. 终结意识(Ⅱ)  323
    3. 终结意识(Ⅲ)  328
    4. 趋于同情  341

 

译后记 350

 

译后记:


 

经过近两年的努力,这部中译本终于完成了,但在心情上,我却并没有感到轻松:因为虽然完成了翻译,但解读的过程才刚刚开始。在本雅明看来,译者的任务是在译作的语言里创造出原作的回声,我努力让原作者的思想能够以中文语言发出声音,并使读者能够感知与理解。但最终做出评判的,还是各位读者。

对我来说,翻译的过程也是一个自我认识逐渐深化的过程。2011年7月,我有机会访问伦敦国王学院(King’ s College London, KCL),并与在此任教的著名伦理学者姚新中教授作了交流,其中就提到了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并顺带讨论了关于伦理与社会发展这一更宏观的问题。我自己对于道德问题的理解也正是在这样的开放式交流中逐步深化的。

承蒙包智明老师、张海洋老师的厚爱,我有幸进入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Institute of Global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IGEA)工作,这是一个主要面向亚、非、拉地区进行海外(包括跨界)民族与社会进行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研究的专门机构,虽属初创,但因领导得力、同事合力,如今已经颇有成效,长远蓝图亦已展开。借此契机,我自己的学术旨趣也从较为纯粹的历史研究转向了历史/社会的研究,更为关注研究背后所蕴含的理论张力与现实意义,但“边疆视角”则是我一直秉持不懈的。如果说翻译《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美]巴菲尔德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是我对中国北部边疆新视角的一种体认与追寻、翻译《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科学、帝国与文化遭遇》([美]范发迪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是我对中国东南“文化边疆”的中西冲撞的一种理解与再思的话,那么,这本《假想的“满大人”》的译介则是我对“痛苦”这一中西文化“心灵边疆”的一种介入与诠释。

在此,我要特别感谢刘东老师,他给予我充分的信任,使我有时间和信心把这项翻译工作做好;同时也要感谢江苏人民出版社的王保顶先生,是他的耐心与宽容,使我能够在一次次的延期之后依然能够较为从容地打磨稿件。此外,在我对翻译过程中的难点束手无策的时候,本书原作者韩瑞(Eric Hayot)通过电子邮件细致地为我解答,并给出了详细的后续阐述,使很多问题迎刃而解,而且还欣然为该中译本撰写了长篇中译本序言,感激之情无以为报,只有努力将他文中的原意用另一种语言(中文)表达详尽,才算对得住作者的一片苦心。在翻译的漫长过程中,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包智明老师、《中国图书评论》总编杨平先生、南开大学文学院周志强老师、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程巍老师、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杨念群老师、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李红岩老师等各位师长时时给予关怀,令我非常感激。在与龚浩群、庄晨燕、尤陈俊、黄家亮、张亚辉、黄东海、李扬、钱玲燕、刘昕亭等各位同事、学友的交流中,也使我受益良多。本书的责编孙立先生也为此倾注了不少的心血。最后,还要多谢我的家人,尤其是我身边的最佳读者方笑天,他们是我为未来不懈努力的动力与支柱。

对我而言,人生计划终究要落实为一步步迈出的印迹,我愿以此作为我人生当中这段时光的一个简要总结,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是对自己下一个阶段的鼓舞与期望。当然,尽管我已经尽了所能,但终究还是才疏学浅,难以全面把握作者极为广博的知识领域和如此丰富多样的资料素材,对于作者在分析中所运用的一些方法和术语也不能说完全参透。因此,中译本中还是会出现这样那样不尽如人意的问题,有些问题可能会妨碍各位读者对文本与分析过程的理解,所有这些问题,都由我负责。我也真诚希望各位师友、读者能围绕本书中译以及所展现的主题、分析思路等方面多多交流,以实现学术上的良好互动与沟通,我的联系方式是rucyuanjian@hotmail.com

                       袁剑
                     2012年11月29日
于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

 

试读章节:

 

(试读截断)

版 权 页: